好在咸丰帝还年轻，年轻意味着拥有未来，不至于像69岁病死的道光帝那样暮气沉沉。登基仅12天，咸丰帝便下诏求言，摆出虚怀纳谏的姿态。群臣纷纷进言，有空疏之论，也有切中时弊之言。大理寺卿倭仁认为，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2]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分析说，时下京官办事有退缩、琐屑之通病，外官办事有敷衍、颟顸之通病，“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3]。御史赵光奏陈时务四策，认为吏治日坏，武备不修，缉捕废弛，亏空累积，须亟为整饬。对于这些不避忌讳大胆直言的奏疏，咸丰帝大多下谕旨褒扬。
咸丰帝还重视求贤，诏令群臣保举人才，由此确定一份备用人选名单，既包括一些资历较浅或遭贬黜的官员，如浙江秀水县知县江忠源、江苏淮扬道严正基、前任福建台湾道降补四川蓬州知州姚莹，也包括一些业已告病回籍或休致的官员，如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等。至于贪婪不法或年老昏聩者，咸丰帝下令据实奏报，不准姑容。登基10个月时，罢黜前朝重臣穆彰阿、耆英。穆彰阿是道光帝亲信，深谙为官之道，一味顺承旨意，其口头禅被时人编成对联，曰“著著著主子洪福 是是是皇上圣明”。他历任军机大臣22年、大学士14年，且屡次主持乡试、会试并出任殿试、朝考等阅卷官，门生故吏遍布京内外，人称“穆党”。耆英办理外交畏葸无能，也颇为时人诟病。咸丰帝将二人问罪，进一步宣示了自己振兴朝纲的决心和求言求贤的开明形象。
然而，官场百弊丛生、积重难返，远非几道上谕就能步入正轨。曾国藩在一封私信中失望地说，应诏陈言之奏疏不下数百件，其中不乏好的对策建议，但结果呢？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他表示，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4]。显然，革除积弊非朝夕之功，须从长计议。曾国藩给出了时间表：10年。他在针砭官员办事之通病的奏折中说，有此四者，习俗相沿，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唯有皇上以身作则，操转移风化之本，“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
最早扯旗将广西官府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是天地会武装。广西提督闵正凤平素以儒将自诩，“见狼烽突起，惊愁恇怯，不敢出兵”[5]，并四下活动调任一事，想一走了之。左江镇总兵盛筠无力剿捕，便设法招抚张嘉祥，后见局面仍难收拾，干脆告病撂挑子。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修仁、荔浦县城失陷，巡抚郑祖琛只得据实奏报，请兵助剿。清廷赶紧指派钦差大臣、调兵遣将，欲从速镇压天地会众。此时，以洪秀全为核心的上帝会并不在其视线之内。
同年十一月初五，郑祖琛首次奏报金田团营动向，称桂平县金田村等地“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此时金田团营已实施数月。为确保聚齐人马，萧朝贵此前特意以天兄名义叮嘱洪秀全说：“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6]天地会暴动以及土客械斗分散了官府注意力，这是金田团营的有利条件。但成百上千的人随带军械集结，目标和动静太大，必然会惊动官府。因情况紧急，各地大多未及招齐人马便开赴金田，途中遭兵勇堵击，且拒且走。然而，各州县风声鹤唳，只求自保，对过境的团营队伍并未穷追猛打，更谈不上协同镇压，而是驱逐出境了事。这使得金田团营没有夭折，断续聚集男女老幼约两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