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法国人有说不出的孤独，那感受深刻，以至于有人察觉不到，却将民族精神的乱看作狂放的欢乐，满足于虚无地出生、虚无地活着、虚无地死去。生命像一团扑闪的火焰，不知何时飞升，何时熄灭。布里索在命运之河里逆流而上，要在文学共和国里出人头地，却最终死在他所向往的自由里；里尔丹侯爵坚守贵族精神，而雅各宾派当权后，高尚的荣誉感朝夕间灰飞烟灭，化为空寂；萨德顺流而下，在沉沦中发现生命的意义，最终累及一个古老家族的名望。还有那个名声败裂的约瑟夫·富歇（JosephFouché），吉伦特派当权时，他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雅各宾派得势前，他迅速转变身份，支持处死国王，在巴黎政局动**时，他远离是非之地，去里昂镇压叛乱，带着大炮收缴有钱人的家产，之后却极力否认。1793年，他从雅各宾派的囚禁下逃脱，三年困苦之后成功混迹于督政府，担任警务部长，他为拿破仑效力时，始终与之貌合神离，拿破仑轻视他，却离不开他，因其掌握着大小人物的秘密。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富歇出任路易十八的大臣，终因赞成处死路易十六遭贬谪，在苍凉中了却余生。[67]
法国现代早期史里到处是人性的狂欢，生活的无常已超越文字所能虚构的荒诞，混乱中，谁有推陈出新的力量？敢于直面问题的人无从把握社会的乱，而无见识的呼吁又徒增其乱。自1648—1653年反抗王权的投石党运动（LaFronde）后，凡尔赛宫开始监控报刊舆论，“Fronde”有了新词义：反抗、批评、指责，此后公共舆论与权力的对抗难以缓解。对抗的愿望让文字看起来是浪**者，跟随它似乎无所不能，却无大用。它希望民众能了解真相，因为这样会离真理更近一些，但在封闭的社会，人知道的真相越多，心中的苍凉也越多。隐藏于文字里的正义精神像一个黯然的女神，尘世的灵魂不相信她，她飘在法国上空，屡屡下来施展力量，但一次次受冷遇，被驱赶。而那些在地上爬、在泥水里打滚的道理，龇牙咧嘴，毫不掩饰吞噬旧制度的野心，旧制度却喜欢它们，以之为狷介忠良。旧制度存立时，它们的丑陋隐藏于修辞里，一俟旧制度废弛，它们就原形毕露，在恶的国度里无所不能。文字害怕它们的蛮力，始终与之离得远远的。这听起来够糟了，但不是最糟的。文字与真实分裂后，在化作虚无前被生存理性俘获，生存理性剥除文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让它为庸俗的理想服务。被驯服的文字有两类面貌：一个是训导式的，威严高亢的音调遍布法国的城市乡村，在专制道德的授意下统治着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为之设定无限多的规范；另一个是抒情式的，它将贪婪的愿望放在抒情诗里，征用甜美的声音，用高尚的言辞让人会心地服从。生活在训导与煽情风俗里的人是长不大的孩子，老迈的眼神中有幼稚的坚持，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摆弄着身躯。这可能是法国人以暴力革命打碎旧制度的原因，恶已失去改正的机会，善已失去忍耐的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