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思辨的循环，制度、风俗与人心都可能是第一原因。法国人曾陷在这个循环里，总想打碎它，却多次陷入徒劳。启蒙思想要诉诸风俗与人心的变革，希望以全新的道德改良风俗，然而文字之力微弱，或沦落为名利场上的陈词滥调，或迷恋于清谈与幻梦，于事无补。1770—1774年，掌玺大臣莫普（）力求改革司法体制，1776—1781年，任财政大臣的瑞士人内克（JacquesNecker）施行全面变革，在各省设立议会，限制总督和高等法院的司法权，强化社会管理和财政体系的透明，缩减宫廷开支，规范年金授予制度。他由此被看作改变法国的希望，但相关措施仍遇到阻力，效果微弱。对于旧制度的进退之难，塞古（OctavedeSégur，1779-1818）伯爵有评论：
人人想修复这个古老的建筑，都伸出了手，却颠覆了它。那么多人贡献了智慧，引起的是暴乱，五十年来，人人焦虑不安的生活像一个梦，在君主制、共和制、争论好斗与哲学思想间变幻着。[64]
普遍的社会问题源于法国旧制度的缺陷，所以变革制度就是自然的逻辑，但那可能是迷惑人的逻辑，总以为变了制度就能化解问题，实则不然，旧制度的弊端为改革的呼声扫过，毫发无损。为此，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会求助于上帝，他既然创造了世界，就一定有力量重新规划善恶的秩序。倘若教士的偏狭伤及它的权威，怎么办？倘若那个代表最高正义的力量蜕变为一套让人失望的修辞，不再有精神感召力，怎么办？1770年，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里论及宗教信仰垮塌的状况：
专制、独裁、腐化、特权、民众的迷失，要归咎于神学理念和教士的卑鄙谄媚，以上帝的名义禁止爱自由，禁止为自己的福祉努力劳作，禁止反抗暴政，禁止行使自然权利……几千年里，在神学代表里难能找到一个公正、热情、有才华和美德的人。[65]
法国历史说明主动或被动的制度改革没能避免革命，也没留下改良风俗与人心的良策。进而言之，革命若仅是变革制度，不触及人心与风俗，纵然暴烈，未必彻底。火红的铁镐劈在坚冰上，四处飞溅、落在地上的还是冰屑。反之，风俗与人心的彻底改观，即使温和，却更有效，新制度若发端于人心，保护它的善，规训它的恶，使之合乎风俗，人人遵从，生存理性不再颠覆程序正义，政治有崇高的荣誉。这是人类社会破旧立新的艺术，一种政治实践美学。若无力选择艺术之路，不免退而求其次，但政治革命要讲求理性，那是历史理性，拒绝那些不确定的情感，尤其要拒绝法国人过于崇尚强力、为血腥欢呼的亢奋。即使难免暴乱，也要知道那是迫不得已。道理是这样的，法国革命一旦开始，局势失控，个人在洪流中，一切高昂的却是脆弱的，一切主动的可能是迫不得已，表面的秩序井然在历史意义上是混乱不堪。1797年9月19日，拿破仑对此有所悟：“不得不用刺刀救国，这难道不是三千万法国人的大不幸？”[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