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共同对抗斯大林，1926年7月，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结盟，成立了联合反对派。他们坚持认为，苏联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苏联的国民经济不仅要依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且会越来越处于世界经济之下。斯大林则提出，苏联经济虽然要依靠资本主义经济，但资本主义经济也依靠苏联。这种相互依赖不意味着各国经济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更不会阻止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站在今天的高度回过头看，联合反对派讲的有一定道理，苏联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外于世界。但是，斯大林打着捍卫列宁思想的旗号，所讲的内容更能赢得人心。
结果，这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就以斯大林的胜利而告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不仅失去了党政领导职务，而且还在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一些拥护斯大林的人补充到中央政治局。斯大林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总书记的职能开始由负责日常事务性工作向垄断权力方向转变。
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是一次重大理论争论，但在更深层次上是激烈的权力之争，因而使争论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尖锐化。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本身想象的成分极大，而争论双方的标准又不尽相同。托洛茨基坚持的是，“消灭阶级，然后就是国家消亡”[41]。斯大林则把标准降为“战胜国内资产阶级”，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标准不同，各说各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可能一样。但是，斯大林的结论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是他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苏联能够建成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对向往美好未来、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党和工人阶级来说，对一个充满民族自豪感和救世主义的民族来说，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能够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
二、关于一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
在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取得胜利之后，斯大林开始按自己的设想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背景下，联共（布）党内又出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如果说前一场争论带有很强的权力斗争色彩，那么，这场争论则围绕着在苏联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展开，其实质是如何对待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
当然，斯大林也举着新经济政策的旗帜。1926年，他在做《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报告时提出，新经济政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21年开始，其特点是从农业开始并且主要依靠农业。从1925年开始，新经济政策进入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工业为重点，要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之所以如此，斯大林指出，由于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并且工业技术也比较落后，苏联必须实现工业化，而这个工业化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保证苏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不仅如此，苏联还要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斯大林说：“高速度发展工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42]如果快速地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从何处筹集呢？斯大林主张要依靠苏联的国内积累，主要依靠向农民征收“贡税”。具体的做法是，农民在购买工业品时要因价格高而多付一些钱，在出卖农产品时则因价格低而少得一些钱。斯大林主导的苏联工业化就是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得资金。
就其实质而言，斯大林主张和实行的剥夺农民以积累资金来快速地实现工业化的政策，是废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托洛茨基等人主张的“超工业化”非常相似。对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布哈林提出了不同看法。
在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布哈林是斯大林的同盟者。但需要指出的是，与斯大林不同，布哈林在同托洛茨基的争论中着力阐发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坚持执行新经济政策的主线。根据战时共产主义实践的教训和俄国的国情，布哈林指出：“我国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它在其发展的长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但“它将毕竟是社会主义”。[43]这种社会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过渡时期长，“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44]。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关系的存在是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必须使“市场常态化”。在市场关系中，使各种经济成分相互促进，共同繁荣，[45]通过“进化”和“改良”的办法，和平步入社会主义。这里有合作，也有阶级斗争，有时阶级斗争甚至很尖锐。用竞争、经济斗争的办法，来排挤、改造和战胜私人资本，“这就是我们现时情况下的阶级斗争”。[46]布哈林认为，农民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反对在农村进行“第三次革命”，主张通过合作社使家法式的农民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长入社会主义。[47]不仅如此，布哈林还特别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必须平衡发展的理论。在工农业关系的问题上，他反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和“贡税论”，不同意通过剥夺农民而积累资金来高速发展工业的方针，认为这是杀鸡取卵的目光短浅的、愚蠢的政策，布哈林主张通过不断扩大农村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工业化资金积累的问题，而只有农民富起来，农村市场才能扩大。
但是，此时已经重权在握的斯大林听不进布哈林的意见，更容不得后者挑战自己的权威，认为布哈林的主张是党内的“右倾危险”。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专门做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报告，首次公开点名批判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反对派”。在这次会议上，布哈林被撤销了《真理报》主编的职务，不久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也被撤销。斯大林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彻底终止。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