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了建立、健全和巩固集体农庄制度，1930—1933年先后做出一系列决定和规定，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部分和仍归个人所有部分做出明确区分，把劳动日作为劳动和分配收入的计量单位，把生产队作为集体农庄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宣布集体农庄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成立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作为国家对集体农庄实行政治、经济和组织领导的中心。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到1934年7月，有71.4%的农户和87.4%的播种面积实行了集体化。到1937年，有93%的农户和99%以上的播种面积实行了集体化，从而宣告农业集体化任务的实现。
从根本上说，全盘农业集体化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一大败笔，大大地阻碍甚至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影响极为深远，这体现在：不仅苏联的粮食生产力到1953年还低于1913年的俄国，而且这种做法为后来其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所仿效。
三、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运动
在实现了工业化和完成了农业集体化的同时，斯大林也将苏联党和国家的大权集于一身，在苏联营造出对他的崇拜。这种崇拜进一步支撑着斯大林对权力的垄断，使他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更容不得任何人对自己的权威有挑战行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发生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挑选出来的年轻干部，而对老干部则持蔑视态度。斯大林认为，这些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对斯大林在党内的强权和专断日益担忧。193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和制度上的“某些自由化”。不仅如此，基洛夫还在列宁格勒抑制对原反对派参加者采取任何镇压措施，同时与基层群众的关系也十分密切。1934年春夏之间，基洛夫在政治局批评奥尔忠尼启则乱发有关列宁格勒州工业建设的指示，指责米高扬扰乱列宁格勒的食品供应。由于这两个人都是斯大林的亲信，斯大林对基洛夫十分不满。在同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基洛夫走上主席台时赢得的掌声大大超过了规定时间。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只有3票反对基洛夫，而有270票反对斯大林。
1934年12月1日下午，基洛夫在自己办公室门口被暗杀。苏联随即成立了由斯大林亲自负责的专案组调查此事。许多年来，有关基洛夫为什么被暗杀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甚至时至今日也无定论。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这次暗杀引发了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在一封给各地党组织的信中要求，动员所有力量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敌人的反革命巢穴。于是，许多党员干部被控与此案件有关而遭到逮捕，继而进行了三次大的审判。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审判的主要对象恰恰是列宁去世后与斯大林发生过争论的那些人。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人与基洛夫被暗杀毫无关系，苏联后来也都为他们平了反。
第一次审判的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原反对派领导人。为了让他们招认“组织恐怖集团，阴谋杀害基洛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罪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采取了各种残酷手段，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对他们进行折磨。1936年7月，季诺维也夫实在忍受不了，便劝说加米涅夫一起屈服，但条件是斯大林要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面保证不杀他们。在取得他们的“招供”后，1936年8月，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了公开审判，并判处包括他们俩在内的16人死刑。第二次审判的是以皮达可夫、拉狄克为首的“托洛茨基总部”，共有17人。他们被指控为“背叛祖国、从事侦探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的勾当”。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皮达可夫等人受审时“供认”他们与布哈林等人有联系，于是，苏联各大报纸刊登各种要求审判“人民的敌人布哈林”的“报道”。1938年3月，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又进行了第三次审判，对象是“布哈林右派和托派联盟阴谋集团”。最终，布哈林和李可夫等18人被判处死刑。
苏联的三次肃反运动冤枉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肃反运动在苏联营造了一种恐怖气氛，对所有的“人犯”几乎都是秘密逮捕、秘密审判、秘密处决，严重破坏了法制。斯大林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定性分析来取代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分析，提出了“人民的敌人”这个可怕的政治性概念。同犯罪做斗争不是依靠司法手段，而是大搞政治运动。这种做法成为苏联模式的一部分，使苏联付出沉痛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