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各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外动因的。
从内部看，剧变之前的东欧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首先，经济发展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表层上是经济增长停滞、恶性通货膨胀、外贸条件恶化和高额债务负担等现象，但深层次上反映的却是经济体制的失灵。
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极限后开始大幅度下滑，1973—1987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从3.9%下滑到1.9%，到1988年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以1988年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为例，波兰是4.1%，匈牙利是-0.1%，捷克斯洛伐克是2.2%，保加利亚是2.6%，罗马尼亚是-0.5%。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短缺经济”特征更为明显。70年代中期后，随着经济停滞，各国的福利政策遇到很大困难，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给匮乏的现象更为突出，凭票的分配方式逐渐难以维持。[7]东欧各国在80年代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有限的价格改革。但是，价格改革非但没有缓解经济困境，反而带来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其中，南斯拉夫和波兰最为严重。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1981年是46%，1985年是76%，1987年的通货膨胀率突破3位数达到118%，1989年则上升至1256%。波兰通货膨胀率在1980年为9.1%，1988年为61.3%，1989年则达到244.1%。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匈牙利，在1988年也达到15.5%，1989年达17%。[8]恶性的通货膨胀使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他们对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社会制度失去了信心。
在对外经济方面，受全球石油危机的影响，苏联提高出口的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的价格，东欧国家的处境愈加不利。另外，由于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对封闭的市场中，东欧各国的产品远离世界市场，缺乏与世界先进产品的竞争力，没有及时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和工艺的竞争力，导致生产技术与工艺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东欧各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向西方国家举借外债。到80年代中期，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国背负的债务在100亿到300亿美元之间，超出国际公认的外债警戒线，形成了债务危机。到80年代末，匈牙利的负债总额是其出口总额的2倍，保加利亚的负债总额是其出口总额的3倍，而波兰则达到了5倍。为偿还债务，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不得不支付其40%、45%和75%的硬通货收入。东欧国家每年要用5%—8%的GNP收入来偿还债务，不仅严重地削弱了它们的投资能力，而且不得不靠借新债来偿还旧债。
经济增长停滞、“短缺危机”的加重、外贸条件的恶化和债务危机，只是东欧经济结构性危机的表象，因为任何一方面的改革在没有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合下是很难取得突破的。此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的地步，而这一任务应该由各共产党政府来完成。然而，受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它们在经济危机面前只是做一些不触动经济制度的小修小改，收效甚微，以致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威胁到了政权的合法性。
同时，政治发展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其表现一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挑战，二是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挑战，三是苏联的内外关系面临着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