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联经济不是遵循客观的市场经济规律，而是主观的计划经济，再加上苏联共产党一党的官僚政治体制，苏联模式在方方面面都已经固化了，对它的任何修正特别是本质上的修正，都会遇到极强的阻力。事实也是如此，苏联共产党二十七大确立的改革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步履维艰，阻力相当大，长期困扰苏联的经济发展，苏联经济非但没有加快，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党内在如何加速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为了能使自己的发展设想和改革计划推行下去，戈尔巴乔夫试图从组织人事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打开突破口。就前者而言，戈尔巴乔夫对各级领导干部以新代老，实行大规模的撤换，以便为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做好组织上的准备。就后者而言，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与苏联共产党以往理论不同的“新思维”，以便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好理论准备。在1987年1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分析了苏联经济改革受阻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社会存在着一个妨碍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障碍机制”，改革和发展只有通过民主和借助于民主才有可能实现。因此，苏联共产党应当把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提到首位”。1987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而发表的几次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反复声称，苏联改革的真正目的，不仅“是要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体现人道主义的价值”，而且要“力求使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人道主义化”。在应美国书商请求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做了详细的阐述。
由于经济改革难以推动或者成效不大，戈尔巴乔夫将工作重点转到政治方面。1988年6—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切实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迫切措施的决议》。这次代表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决定进行以“公开性”“民主化”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包括重建苏维埃和成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党政分开，以法治国，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加强民主与监督机制。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这些政治改革措施，直接冲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根本体制，其重要的结果是打破了以往的“党国”模式，而还权于政、还政于民，但没有解决如何改善对政权、对人民的领导问题。
与此同时，苏联出现了形形色色并且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的团体，这是苏联政党制度实际演变开始的标志。1988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前后，这类团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种类型是人民阵线，分布较广，参加人数较多，要求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发挥公民的积极性和提高公民在国家管理决策中的作用；第二种类型是公民倡议团体和政治俱乐部；第三种类型是各种社会运动。这些团体的出现及其日益强化的政治活动，对苏联共产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989年10月之前，戈尔巴乔夫并不同意实行多党制，认为即使有三四个党存在，同样有可能出现专制和强权。但随着上述团体的出现、发展和苏联共产党党内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的不断施压，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很快发生变化。1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大学生会议上首次表示了对多党制的赞同态度，说苏联已经走上了深刻的改革之路，需要对宪法做出修改，因为苏联《宪法》第6条明确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公开声明苏联将实行多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