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中苏分歧逐渐升级、苏联自1964年起对越南战争的态度由“漠视”转为积极援助，越南劳动党开始疏远中国而“倒向”苏联。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和越南双方不仅在越南战争的战略和战争原则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且随着苏联对越南援助的加强尤其是逐渐超越中国后，越南开始公开拒绝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必须反修”的政策，认为中国共产党把苏联视为头号敌人已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已成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敌人。实际上，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中越关系已经貌合神离。中越关系的变化也最终导致了越南社会发展模式的完全苏联化。
1975年越南统一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越南实行封锁政策，加上苏联在越南战争后期给予的巨大援助，越南在统一后完全照搬了苏联模式，而少有自己的探索。
在政治方面，1976年越南劳动党召开“四大”，改党名为越南共产党，黎笋为总书记，形成以亲苏派为核心的新领导层，亲中派则被排除在党中央之外。随后，越南共产党（简称“越共”）在全国确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越南共产党是领导国家、领导社会的唯一力量，绝对地领导国会和政府及其他权力机关，掌控利益表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党政不分，国家行政机关高度依附于党组织。越南实行立法权和行政权相统一的形式，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立法和司法机构不能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不过，在越南统一初期，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在整合社会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很快结束了国家分裂的局面，对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实行了改造或者整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强有力的管理体系，通过国家和政党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推动了越南统一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方面，越南共产党也照搬了苏联经验。这主要体现在1976年越南共产党“四大”制定的国民经济建设路线和政策上。首先，把计划原则绝对化，否认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其次，优先发展重工业。越南共产党“四大”提出“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合理地发展重工业，经济与国防工业相结合”。其中，建设重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努力发展机械、钢铁、冶金、电力、化工、矿产等，这是决定性的任务。最后，推行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越南共产党“四大”提出，尽快取消多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把资本主义经济变为国营经济，“争取在大约二十年内基本上完成我国经济从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程”。越南共产党“四大”认为，“这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谁胜谁负’问题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5]
在外交上，越南共产党把联合苏联、反对中国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越南独立后在外交上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即完全倒向苏联一边。《越苏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越南从苏联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而苏联则成功地租借了美国在越战期间建设起来的金兰湾军事基地。依靠苏联的军事支持，越南试图利用美、中、苏三国间的矛盾在印支半岛乃至东南亚地区建立“领导地位”，搞地区霸权主义，声称“强大的越南将为东南亚的政治局面发生深刻变化做出贡献”。同时，越南共产党认为，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积极地向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等周边国家输出革命，甚至进行直接的军事入侵。
由于不顾国情地盲目移植苏联模式，同时为了保持所谓“世界第三军事大国”的地位，越南军费开支庞大，致使经济建设资金匮乏，经济很快面临困境。越南共产党“四大”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医治多年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上，而是热衷于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要在五年内基本完成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争取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使越南经济基本上完成“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渡”。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僵化的传统模式和内外政策的失误，越南陷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中。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基础建设和生产规模过大造成原材料短缺，过半的工业企业开工不足，开工的企业也因为缺乏自主权和活力而效率低下。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下降，素有“世界粮仓”之称的稻米出口国竟然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还需进口几十万吨大米。对家庭和个体经济的偏见，尤其是过快地消灭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破坏了南方已有的商品经济基础，造成南方经济萧条。越南基本消费品全面短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6]到1980年，越南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均落空，整个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共产党开始反思苏联模式，并最终提出了“革新思维”的概念，以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