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国家全面倒向苏联和苏联模式化的过程中，南斯拉夫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未能完全按照苏联的意志行事，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自主性和自身利益，结果惹恼了苏联，招致被“革出教门”之祸。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召开第三次会议，根据苏联共产党提供的资料专门讨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布：情报局赞同联共（布）对南共（南斯拉夫共产党，以下简称“南共”）状况的估计和对南共中央的批评，南共领导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问题上实行一条不正确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正在实行一条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南共领导人在对内政策方面背离工人阶级的立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正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在党内建立起对南共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灾难性的官僚统治。决议还断言：南斯拉夫由于背离了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将很快丧失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南共党内的“健康分子”应当撤换南共的领导人。[20]1949年11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第四次会议，根据乔治乌-德治的报告做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凶手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说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人是“杀人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人民公敌”，呼吁南斯拉夫人民起来推翻所谓“铁托集团”。[21]
其实，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事件与共产党情报局本身的关系并不大，主要起因是：南共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历史恩怨，南斯拉夫与苏联战后初期交往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冷战”开始后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与苏联控制东欧的战略意图之间的冲突。
在历史恩怨方面，第一，“二战”期间，在南共领导的游击队发展与建设以及苏联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等问题上，南共与苏联有不少矛盾。苏联由于不愿意影响它与盟国的关系，有意地限制南共力量的发展。第二，在南斯拉夫人民政权的创建问题上，南共与苏联有较大的分歧。在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中苏联比较看重的是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先是反对南共创建带有自己色彩的政权组织，后又要求建立包括流亡政府成员的联合政府。
“二战”后初期，南斯拉夫与苏联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在国家利益方面存在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两国贸易问题上，南共认为苏联不是真心帮助南斯拉夫实现工业化，而是想控制南斯拉夫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另外，双方在两国货币即第纳尔与卢布的比价问题上的意见也不一样。第二，在苏联军事专家和经济专家的待遇问题上，双方亦存有分歧。1946年铁托通知苏联，由于财政困难，南斯拉夫方面希望苏联政府或者能降低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事专家的报酬，或者能减少专家的人数。苏联则认为，财政困难不过是南斯拉夫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南斯拉夫对苏联军事专家所持的不友好甚至敌视的态度。第三，在南共党内和南斯拉夫国内的一些问题上，苏联共产党指责南共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视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成就，过低估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对共产党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采取了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态度。[22]
两国在交往中难免出现某些利益上的矛盾，并没有什么奇怪，这完全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可是，南斯拉夫与苏联的这些矛盾非但没有能够协商解决，反而被国际化，成为共产党情报局后来几次会议的主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冷战”开始后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与苏联控制东欧的战略意图发生了冲突。具体来讲，引起苏联强烈不满的主要诱因，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酝酿成立巴尔干联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