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的方针看，这次调整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将工农速成中学有计划地改属各高等学校，作为预备班，以便大量吸收工农成分的学生入高等学校。专门学院和专门学校又分多科性和单科性两种，它的任务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26]调整的结果，第一，取消了私立大学，所有大学都为公立学校，由国家统一管理。第二，变欧美式的大学—学院—系三级管理为苏联式的大学—系—教研室三级管理。第三，文理科与工科分开。旧式的综合性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基本上都是由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组成的。第四，工科院校的地位更加突出，分工更加详细。除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工科大大地加强之外，原来一些综合性大学的工学院分离后进一步成立了许多专门性的工科院校，农、医、法、经和师范也都单独成校。第五，工科院校的专业设置突出重工业，矿业、动力、地质、冶金、机械类占工业专业的39.9%，而化工、粮食、轻工纺织等轻工类只占11.32%，它们的教学计划和所用教材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第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大地被削弱。
总之，这次改革以学习苏联经验为重点，包括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高等学校的模式，采用苏联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直到教材；运用苏联学校设立的各个教学环节，普遍成立教学研究室；以及搬用苏联学校的许多规章制度等。这次教学改革对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起了好的作用，但由于对苏联高等教育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对我国原来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全盘否定；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缺乏认识，一切照搬，造成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专业划分过细、过窄，教学计划对学生统得过死，高教层次单一，对发展文科不够重视等。[27]
（4）学习苏联的政治体制。既然按苏联的样子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在本质上，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苏联的政治体制应当是一致的。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正在确立过程中的中国政治体制与早已经成熟了的苏联的政治体制之间，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还有一定的差别。换句话说，中国在政治体制上虽然也向苏联学习，但还留有一定的余地，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中国的实际。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民主党派存在、实行政治协商制度等，这同苏联相比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曾存在着工人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和保皇党等形形色色的政党组织。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初期也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党也采取了与它们联盟的政策，但前提是它们要承认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权。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20年代初，这些非共产主义的党派，要么自行解散，要么被取缔，极少数并入布尔什维克党，苏联最终形成了只有共产党存在和执政的一党制。斯大林后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28]
中国则有所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由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与这些阶级紧密相连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所组成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各界爱国人士，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建立了合作关系。特别应当指出，许多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张澜、沈钧儒、史良、黄炎培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另外，这些人要么是企业家要么是学者，有很强的资力和智力资源，同时与西方国家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对于刚刚从农村打入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主要代表人物于6月召开政治协商筹备会，于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随后产生的第一届人民政府中，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是非共产党人，郭沫若代表小资产阶级，黄炎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担任部长或部委主任。[29]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共中央在总结以往的经验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由于在反右运动中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先后都成为大右派，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在1957年以后实际上是有名无实了。
有所差别绝不意味着没有向苏联学习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中国主要也是按照苏联模式处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一方面将中共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设想向斯大林和盘托出，征求他的意见；另一方面要详细了解苏联的国家机构，包括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政府活动的各个部门，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政府管理基层机构的结构，党、政府和群众组织间的相互关系，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安全机构、财政经济的组织，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结构等。[30]所以，在这些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规则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不难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