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在经济上学习苏联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其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五年计划本身就是苏联的发明创造，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25年开始编制、1928年开始实施的。到1955年，苏联已经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经济模式的方方面面也就在这些过程中固定了下来。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1年春天开始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着手编制的，前后共编制了5次，直到1954年，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两年多才编制完毕。1952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出了由《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组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报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综合性的全盘设想。根据这个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22]。
为了与苏联共同商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内容，并且主要为了得到苏方的支持和帮助，1952年8月到1953年5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上述问题与苏联方面进行协商。代表团由周恩来亲自率领，副总理陈云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为副团长，成员主要是负责能源、冶金等重工业部门的领导和负责国防工业部门的军队方面的领导。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当时急于发展的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代表团于8月17日到达莫斯科，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两次会晤，最后取得的成果就是1953年5月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到1959年连同以往三年实施的50个项目在内，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个大型工程。在访苏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专门听苏联专家讲课。“1953年1月26日确定了讲授的内容，并从1月30日开始听。从1月30日到2月26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前后共讲了20次。我们十几个人，分头把听课内容详细记下来并加以整理，编辑成一本书，就是后来由国家计委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的问题》。”[23]
1953年9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专门就与苏联政府商谈对中国援助问题向中央政府作了一个报告，主要讲了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和方针问题，二是与苏联政府商谈的结果，三是当前任务。在当前的任务中，李富春提出，第一，要以苏联帮助我们建设与改造的一百四十一个企业为骨干，配合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按照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制订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加强基本建设工作；第三，苏联花了很大力量为我们设计一百四十一个企业，并帮助我们建设，为此它将派大批专家来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建设上的准备工作；第四，学习苏联，培养人才。在第四点上，李富春讲的一番话完全可以视为中国向苏联学习经济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