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向苏联“一边倒”和全方位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策略，苏联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第一个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并与斯大林进行了三次谈话。1950年2月，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1）中国对中苏结盟的赞扬和对斯大林的歌颂。
这两方面不仅是当时理论工作者关注的热点和讨论的主题，更是当时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心理。先看对中苏同盟的赞扬。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分析了中苏同盟建立的内在原因，“苏联所以这样热心地帮助中国的道理，简单说来，是因为中国今日也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按照马列主义的指示，努力改造人类历史的一个国家。改造人类历史是一件伟大的、同时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因为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所以伙伴越多，越易成功……苏联和中国现在所负的历史使命正是相同，所以中苏友好也才能如此诚挚、热烈而坚强”[31]。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也认为：“对苏友好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最好保障，苏联是我们最忠诚可靠的盟邦，所以毛主席提出一边倒是个真理”[32]。黎锦熙教授则从国际局势方面提出，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是中苏同盟建立的重要推动力。[33]也有学者在赞扬的同时对中苏同盟的内容和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如彭明所著的《中苏人民友谊简史》最具代表性。[34]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对中苏同盟的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学者比较冷静地思考了中苏同盟的性质，提出：“在这里无所谓主从之分，立盟国家完全是以对等的地位以兄弟之谊相处的。毫无疑问，无产阶级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的完成，苏联是负有领导的地位和责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是主，其他的盟邦是从。”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目标，就是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在这里没有任何矛盾的存在”[35]。应当说，提出中苏同盟一定要以平等为基础无疑是正确的，但否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实际上与历史和当时的现实都不符。这也说明，在当时中苏关系炙手可热的情况下，即使比较冷静的学者在思想上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再看对斯大林的歌颂。斯大林问题是中苏关系上的一个焦点，直接影响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走向。由于这一时期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所以，中国人对斯大林的看法实际上只有歌颂和赞扬，而这种歌颂和赞扬又奠定了后来对斯大林研究和评价的基调。综合起来，这时期对斯大林的歌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在《斯大林怎样援助了中国人民》一文中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领导着创造和建设起来的苏联，没有斯大林和苏联的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要迅速地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在理论上，斯大林在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利用俄国革命的经验等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实践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上都给予了中国无私的援助。[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