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这段话宣告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要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的。
第一，社会主义是先进中国人的普遍信仰和追求，这是新中国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基础。社会主义在出现了几百年、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才于19世纪末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入中国，开始为中国人所关注并逐渐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大规模地向中国传播是在20世纪之初并绕道日本。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门打开，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同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一道涌入日本。一时间成为东方的“西学”中心的日本也是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学说最热闹的地方。另一方面，许多怀有救国救民抱负的先进中国人东渡日本。受日本人对社会主义热情的影响，他们不仅认真研究探讨社会主义，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传播。梁启超在许多文章中涉及了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主张，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泰斗”或“社会主义鼻祖”，而社会主义，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2]此外，马君武和杜士珍等人在文章中在介绍欧洲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同时，还重笔浓墨叙述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和论著。[3]一篇署名为“大我”的文章更是提出了“社会主义者，将以增人间之福祉而消除其厄难也，普及之卫生术、治疗术也……今社会主义披靡欧美，为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者，非共产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之二大现象乎？是故白人之输入品而未可漫不介意者”。他的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作为新社会。[4]
从1905年起，留日的学人逐渐分为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其中，革命者组建了中国同盟会，领导了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因而也更加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在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中间，孙中山、朱执信和宋教仁的表现最为突出。此时的孙中山不仅明确宣布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作为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阵地，认为中国“可以直接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艰难困苦”。朱执信更是全面地叙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积累、剩余价值、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生产资料国有化、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等基本原理。[5]宋教仁则以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为载体详细地介绍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史及其相伴生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