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上边谈到的两种探索并列地放在一起，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有所不同，即知识分子要从根本上改造的，都是毛泽东不想改变的。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决定进行反右派运动并亲自布置了“引蛇出洞”和“诱敌深入”的“阳谋”。于是，中共中央于5月14日、16日和20日接连下发了3个文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派运动的号角。这场运动的表面结局是有55万多人被划成与“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相并列的“右派”。[54]然而，实际结局远远比这更严重，即毛泽东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都中断了。
毛泽东思考和探索的中断的直接后果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反向的总结，进而将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中国最大化。
总之，从1957年之后，中国社会发展向“左”转，也就是从各方面固化了苏联模式。政治上，由于毛泽东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修正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到1957年转变成为推崇个人崇拜。同时，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两方面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就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不断，直到发动“**”。经济上，由于把对苏联模式的任何调整都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所以，中国便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比如，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结果造成“饥饿经济”、“糊口经济”和“短缺经济”。60年代的调整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阶级斗争的分量不断加重，特别是“**”开始后，在极“左”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的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批判，反“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结果，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非但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弊端，反而使苏联模式在中国更加集中和僵化。苏联模式就这样在中国被强化了。正因为这种强化，中国才经历了20多年极其曲折的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在逐步“弱化”苏联模式，这也证明苏联模式在专制传统比较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实践正负效应转换不会超过20年。随着中国开始“弱化”苏联模式，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也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激烈对抗向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缓和过渡，进而从1989年开始步入正常化阶段。在这过程中，两国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下来，国家利益和民族心理开始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1] 参见[苏]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苏]鲍·尼·波诺马廖夫等编：《苏联共产党历史》，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 《秘密报告》的原文，参见[苏]尼·谢·赫鲁晓夫，[意]维·维达利：《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王德树等译，6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 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5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 参见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162～16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