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许多人提出，个人崇拜和“三害”产生的原因，不是思想方法问题或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治制度上有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的“党天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完备，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不健全。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整风是不够的，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具体来讲，一是要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如废除党政领导的“双轨制”，加强政府和人大部门的领导权限。党应当将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变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具体实施。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以法治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三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作用，使之成为真正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制定的“设计院”。[45]这些内容构成1957年大鸣大放的主要内容，也是知识分子最为关切的问题，其主要目的是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如何根治已经揭露出来的、或者已经暴露出现的、或者已经显露出来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46]
经济上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人更多。著名的思想家顾准在“双百”方针提出来以后，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并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面，在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的命题。[47]这篇文章对于完全否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斯大林模式不能不是一个挑战，顾准因此也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人，对孙冶方等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影响。[48]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效率低下的情况，当时民建中央副主席章乃器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应当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东西。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的私营企业好，其原因就在于私营企业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对人才进行培养、提拔，并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一点。[49]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学生经过详细研究后提出：中国的工业化政策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新考虑，不能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则被忽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必定会欲速而不达。在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中国不仅要研究苏联建设的经验，而且要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特别是美国工业化的经验，要善于全方位地学习。[50]
知识分子探索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直接反对中国照搬斯大林模式。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联共产党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标准了。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用这样一段引文表明了自己的同样观点：“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地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51]民主同盟上海市副主委彭文应认为，“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决不可看苏联的脸色行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应改为以苏联为先驱。[52]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等人对高等教育交往过程中苏联和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进行了谴责。[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