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这三次会议讨论的具体情况，从吴冷西的回忆录上看，与会者虽然当时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评价不高，但总的来说还是认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的，只是对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方式持有异议。“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39]这样便形成了第一个结论性的概念——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究竟应怎样评价斯大林是各位与会者最关注的，尽管过去的岁月里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对斯大林有很多抱怨，尽管也认为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认为，斯大林仍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他做出全面的评价，而不能“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这样便形成了第二个结论性的概念——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
怎样全面评价斯大林呢？毛泽东定下了基本调子：一是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即缺点为三分，功绩为七分。在对斯大林进行全面的评价时，后者是第一位的；二是斯大林犯错误不能归因于个人崇拜，而是思想方法片面，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结论就是要全面评价斯大林，要充分肯定其功绩是主要的。这个结论影响到后来的中苏两党论战。正是根据毛泽东定下的基本调子，《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刊登了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此文由陈伯达执笔、中央政治局成员在毛泽东主持下集体讨论，最后由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等人同陈伯达一起修改而成，所表达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肯定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并且提出要反对教条主义，但实际上针对的是赫鲁晓夫搞的“突然袭击”和“全盘否定”，在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功绩的基础上指出了他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及其不可避免性。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中苏两国”论战的开始。
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对中国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深深地触动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引发了他们（尤其是毛泽东）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1956年4月3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40]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在波匈事件后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集体讨论定稿形成了第二篇重要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此外，他自己还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如1956年4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