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不仅影响到了东欧国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近40年了，其非均衡性发展的正面效应递减，而负效应逐渐凸显，所以，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开始进行内政外交方面的调整。本质上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并提出一些补救措施。可是，对于正在苏联模式化过程中的中国来说，苏联模式的正面效应正是最大化的时候，而负面效应还没有出现，至少出现得还不明显。由于这样的时空差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与矛盾。根据后来开展的大论战，中苏之间的分歧是全方位的，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但最早暴露出来的是《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
受苏联共产党的邀请，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5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二十大。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第三天，专门到列宁和斯大林陵墓敬献花圈。2月15日，朱德在二十大上宣读了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的贺词，特别提到，“苏联共产党愈益巩固，苏联在各方面的胜利愈益辉煌，就愈证明了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及其亲密的战友所共同培育的苏联共产党是坚强而无坚不摧的”[35]。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俄罗斯学者都认为，在斯大林问题上，中苏两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差别。前者写道，“还在大会期间，当发现苏联共产党中央有批评斯大林的意图之后，中共代表团就急忙去电北京，询问应付办法。中共中央当时的答复是：会议照常参加”[36]。后者认为，朱德尽管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私下里告诉苏联方面，对斯大林这样的国际性领袖人物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应当事先与其他党商量一下。[37]
苏联共产党二十大闭幕之后，中国共产党表面上对大会给予了高度赞扬，称“大会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引导苏联人民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并且推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为制止新战争而作进一步的斗争”[38]，但在内部，党的最高领导人多次专门开会研究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商讨对策。1956年3月17日晚、19日下午和24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中央书记处成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彭真，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在召开这三次会议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没能参加，周恩来因故没有参加后两次会议。除他们之外，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胡绳、邓拓以及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等人也列席了这次会议，这后五位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席“笔杆子”，在后来的中苏论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