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事件之后，卡达尔·亚诺什成为匈牙利党和国家新领导人。他总结了匈牙利以往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匈牙利社会发展模式虽然需要调整，但公开地与苏联对抗是徒劳无益的。所以，卡达尔执政后领导匈牙利进行“静悄悄地”改革。在政治上，匈牙利党政府尽量妥善地处理好1956年事件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没有笼统地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说成是整个匈牙利党、国家和人民的悲剧，对于参加者也不予追究刑事责任。20世纪60年代初，匈牙利党开始彻底平反拉科西时期的各种冤假错案，在为无辜受迫害的人平反的同时，还把拉科西、格罗等人开除出党。为了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卡达尔将拉科西时代流行的“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反对我们”的口号，改变成“谁不反对我们，谁就同我们在一起”[17]以后，匈牙利逐渐形成以广泛的联盟政策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体制。
经济上，匈牙利从1968年开始实行了新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第一，国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匈牙利虽然还保留着国家计划，但改变了国家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的做法。实行国家、地方和经济单位三级计划体制，计划部门同企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进行协商，运用税收、价格、贷款、投资、提成、利润分配等经济杠杆进行调节。第二，扩大企业自主权，把国家集中管理与发挥企业积极性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协调在一起。第三，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实行利润分成制，在符合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第四，通过说服教育和典型示范的方式，吸引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放宽对农民束缚的政策，赋予农业单位制订计划、采购、投资、销售和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取消农民的义务交售制，允许农民到自由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第五，允许甚至鼓励某些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允许部分劳动者从事“第二职业”，对部分公有经济试行私人承包或入股。
由于实行了上述这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在1956年以后的近20年间，匈牙利政治上局势比较稳定，经济上发展比较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的提高，曾被西方称为“东欧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阵营中的一个消费者的天堂”。这些说法虽然带有讽刺的味道，但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卡达尔执政时期匈牙利良好的社会发展。
与波兰、匈牙利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并没有发生重大政治事件，但在60年代末却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布拉格之春”和随后华约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及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对捷克斯洛伐克也产生了冲击效应。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防止出现波匈两国发生的那样的社会动乱，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1958年被迫同意进行经济改革。2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提高工业和建筑业管理效能原则》，内容主要是减少管理层次，用劳动生产率指标等来取代总产值指标，给生产单位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计划工作上强调规划远景目标，实行普遍的奖励制度等。但是，这些措施既没有涉及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更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很难推行。另外，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1958年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大规模的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否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任何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这次改革的步子还没等迈出就收回来了。1962年召开的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便彻底否定了1958年的经济改革，全面恢复了以前的管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