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讲评：那时，宣王打算处死大臣大夫杜伯，然而杜伯是无辜的，没犯什么罪，是宣王滥用刑罚。杜伯有个朋友名叫左儒，听说这件事后，便向宣王进谏说，杜伯不当杀，前后进言九次，宣王仍然不醒悟，还责怪左儒说：“我打算处死杜伯，你却努力营救他，不知道顺从君上的意思，你这是将君上视为外人，而以私人为朋友。”左儒回答说：“君臣朋友都是很重要的，我怎么敢背弃君上而厚待朋友呢，只看在道理上是不是合于天理。如果君上的行为合于天理，朋友的行为违背天理，我必然顺从君上诛杀朋友。这并不是顺从君上，而是顺从道理。同理，如果君上错了，朋友对了，则顺从朋友而违背君上，这并不是违背君上，而是违背君上的不符合天理的行为。”宣王发怒说：“你巧言善辩也是没用的，顺从我则生，不然则死。”左儒对说：“作为大臣的只论是非对错，生死并不放在心上。如果行为并不与天理相合，又怎么能够违背天理眼睁睁地看着人死呢；如果其行为与天理相合，又怎么能够违背天理以获得生的机会呢。今天，君上你无故处死杜伯，是君上做错了，而君上你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因而臣才进谏说明君上的过错，以及杜伯的无辜，怎么敢为了避祸而改变言辞呢。”最终，宣王还是处死了杜伯，左儒跟着杜伯死去了。作为君主的以从谏如流为美德，以知错能改为美事，然而能做到这两点的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大臣们指出来了，反而疑心大臣们有私心；二是知道自己有错，但就是不肯承认，还讳疾忌医，有谁敢当面指出来，那就是不给他面子，让他丢脸，至死也不愿悔改。宣王因为这一念之差，使两个贤臣死得不得其所，未免是宣王中兴的瑕疵，前面所成就的那些功业，都不能使这段历史十全十美了。后来读史的人，不称宣王为明君，而称左儒为义士；过错都成了君上的，名节都成了臣下的，这不是很可惜的吗？
※.平 王
【原文】 元年，是时幽王既为犬戎所杀，丰、镐逼近戎狄不可居，乃东迁都于洛邑。自都洛邑之后，王室微弱，号令不行于诸侯，政由方伯，齐、楚、秦、晋渐大。齐，太公吕望之后。楚之先，黄帝之后，周初有鬻熊，事文王成王之时，封其子熊绎于楚，姓芈氏。秦，伯益之后，姓嬴氏。周孝王之时，有非子者，善养马，孝王封为附庸诸侯，邑于秦。晋之先唐叔虞，盖武王之子也。成王与唐叔虞戏，剪桐为珪，于是封叔虞于唐，国又号晋。更历春秋之世，此四国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记载的是春秋开始时期的事。幽王被犬戎杀死后，平王继承了王位，他以为犬戎气势正盛，镐京又离犬戎太近，担心再次被侵袭，便迁都到洛邑。自周迁都洛邑后，王室日益微弱，天子的号令出了国都就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了。天下诸侯再也不遵从天子的诏令，而遵从成为一方诸侯盟主的大的诸侯国的命令，政令都从他们那儿发出来。于是，齐、楚、秦、晋四国渐渐强大，各霸一方。齐是太公吕望的后裔，周初太公望辅佐武王而被尊为尚父，到桓公时，齐国成为诸侯的霸主。楚是黄帝后裔，周初有名叫鬻熊的，姓芈氏，曾经是文王的老师，成王时封其子熊绎为楚地的诸侯，到庄王时成为诸侯中的霸主。秦是舜时虞臣伯益的后裔，姓嬴氏，周孝王时有名叫非子的，因善于养马而被孝王封为诸侯，其国地方很小，朝贡时不能单独觐见君主，必须依附在大国的后面，所以叫作附庸国，都城在秦地，到穆公时成为西方诸侯的霸主。晋是成王的弟弟唐叔虞的后裔。成王戏言以桐叶为珪分封叔虞，大臣史佚便请成王封叔虞于以前唐尧所居住的地方，因封地的南边有晋水，遂以晋为国号，到文公时成为诸侯的霸主。这四国在春秋时期的二百四十二年间，相互征伐不休，周天子也不能约束。平王为避犬戎的骚扰，而迁都于洛邑后，周朝朝纲的不振到了如此的地步。正如人家偶而被小人侵侮，不发愤图强以自立，反而抛弃了祖宗数百年的家业，避居别处。所以气势日益消歇，就是家内的奴仆，也不听话了。其中强悍的人，自顾自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主人也无可奈何。春秋时期的形势，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呢？是因为作为君王的，当以修德为本，以时刻将权柄操在自己手里为要务，不可失去权柄，苟且过活，最后国家灭亡而不能挽救了。
【原文】 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也。鲁公，周公伯禽之后。天子微弱，赏罚不行。孔子修鲁史《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盖寓褒贬于赏罚，以正一王之法。在位五十一年崩。平王崩，子之子林立。
张居正讲评：那时，周已迁都洛邑，天子势力微弱，不能约束诸侯，天下相争，伦理尽丧，臣子冒犯君上，夷狄侵犯中原时有发生。孔子见周朝衰落，而鲁隐公作为周公的后裔，不能以先辈周公为榜样，戮力图强，以匡复王室，很是伤心。于是便根据鲁国原有史书删减成一本新的史书，名叫《春秋》。书中所记载的事迹，虽是根据鲁国旧史而写的，但在书写时，往往自创新意，褒贬得失。有功的，天子不能给予赏赐，孔子便用文字褒奖他，以表示赏赐有功之人的意思。比方说某个大夫贤能，在书中提到他时便用他的字称他。有罪的，天子不能处罚，孔子便用文字贬斥他，以寓惩罚的意思。比方说诸侯行为恶虐，在提到时便直呼他的名字。这样使一代的法度，虽不能在朝堂上得到匡正，但在史书上得到匡正；乱臣贼子虽能在生前逃过惩罚，但在死后难逃世人的公论，这就是圣人拨乱反正的机变。所以孟子说“孔子写成《春秋》，乱臣贼子才开始知道有所畏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然而作为天下之主的君王，不能自行惩罚为恶的人，以至于要作为平民老百姓的圣人，以笔为刀代行惩罚于史书，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