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上问宰相：“人谓外间朋党①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
张居正讲评：宪宗时，一些小人为了谋害君子，便对宪宗说：“近来朝廷内朋党太盛，应当加以禁止。”宪宗心中疑惑，便问于宰相，说：“有人说朝廷内大臣们相互勾结，结成朋党，气势很盛，这是为什么啊？”宰相李绛回答说：“自古以来，君主都要求大臣廉洁奉公，公而忘私；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臣相互勾结，结成朋党，扰乱朝政。因而小人陷害君子时，动辄就称呼他们为朋党，以触动君主的厌恶而处罚他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所谓朋党，彼此之间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祸害国家。用它们来诬陷、中伤，最容易打动君主。要仔细察访，却又无迹可寻，最容易罗织罪名。这正是小人最喜欢以这个罪名陷害、中伤君子的缘由。东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天下的贤人君子，像李膺、杜密等人，都被曹节、王甫等奸邪小人指认为朋党，酿成‘党锢之祸’，被流放、处死的达到数百人，从此朝政混乱，人心离散；当黄巾起义爆发后，国家也就灭亡了。前事历历在目，应当以此为鉴。因而凡是指认别人为朋党的言论，都是小人为了陷害君子而说的。希望陛下以东汉为戒，详加辨别，不要轻信，以免重蹈东汉亡国的复辙。何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而君子与君子，志同道合，自然聚在一起，并不是什么朋党，难道要让他们跟小人聚在一起，才不叫朋党吗？”自古以来，太平盛世时，必然是凭借着满朝的君子同心协力，才能成就太平盛世的。国家衰落时，小人受到重用，如果不能将朝中的君子全部赶出去，他们又怎么能为所欲为，无所忌惮，因而往往假借朋党的罪名将朝中君子全部除去。他们不知道，君子除去了，国家也就快灭亡了，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东汉的君主，不能察觉小人的奸计，最后国家灭亡。后来，唐代不能以东汉为鉴，宋代不能以唐代为鉴，都因为“朋党”二字，丧失人心，国家灭亡，如出一辙。后世君主对于此要时刻留意。
【原文】 帝问：“玄宗开元时致治，天宝则乱，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绛曰：“治生于忧危，乱生于放肆。玄宗尝历试官守，知人之艰难，临位初，任姚崇、宋璟，励精听纳，故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洎林甫、国忠得君，专引倾邪之人，分总要剧。于是上不闻直言，嗜欲日滋。内则盗臣劝以兴利，外则武夫诱以开边，天下**，故禄山乘隙而奋。此皆小人启导，从逸而骄。系人主所行，无常治，亦无常乱也。”
张居正讲评：一天，宪宗问宰相李绛：“玄宗开元年间，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到天宝以后，盗贼蜂起，战乱不断，宗庙社稷几乎不保。同样是一个人，前后两个时期治乱却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天下治乱虽然没有定数，却有规律可循。天下大治不产生于治，而产生于时刻想着国家大事、勤劳施政；天下大乱不产生于乱，而产生于奢侈、骄纵。玄宗在没有即位之前，曾担任州县的官职，对于民情疾苦、时事的艰难有很深的了解，所以即位之初，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励精图治，心志清明，接受大臣们的进谏，耳目没有被遮蔽，所以身边任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正事，天下怎么可能不大治？到天宝时期，任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宰相，他们蛊惑玄宗，操弄国柄，排斥、抑制正人君子，使他们不能在朝廷立足，进用奸邪小人，让他们身居要职，负责处理朝廷政务。这样朝廷的耳目被堵塞，忠言不能传达给君主，君主日益放纵欲望，骄奢**逸，声色犬马从容进献，内有奸臣王
等为了搜刮钱财，劝君主大兴商业，外有武将高仙芝等为了邀功求赏，劝君主开拓边疆；搜刮钱财弄得百姓穷困，开拓边疆弄得三军疲惫，天下怨声四起，纷扰不断。叛贼安禄山乘机起兵，两京失守，玄宗避难蜀中，这都是由于小人为了得到宠信，一味地以荒**奢侈的事，诱导君主，使他沉溺于声色犬马，骄奢**逸，政事怎么能不败坏，天下怎么能不产生祸乱？由此可见，天下治乱兴衰在于君主的行动，正道而行则天下大治，歪门邪道则天下大乱；如果自恃天下已经大治，而放纵自己的欲望，则大治将变为大乱；担心天下大乱而时刻警惧，用心于政务，则大乱可以变为大治。治乱哪里又有定数呢？”李绛以忧危、放肆，分别开元、天宝的治乱，虽然很恰当，但他不知道天宝之乱，正是开元之治引发的。这是因为，当时事艰难、危险的时候，就算是平庸的君主也知道励精图治；而太平盛世的时候，就算是贤明的君主，也不免骄奢。开元年间海内富庶，天下安定，玄宗自以为天下大治，因此日渐放纵自己的欲望，奢侈无度。如果他知道这样会造成天宝之乱，难道他还会那样奢侈吗？因而圣人在太平盛世时，愈发的勤勉而不敢懈怠，真是深谋远虑啊。
注释：
① 朋党，人们为了争夺权利、排斥异己互相勾结而成党羽，故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