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讲评：当时官职泛滥，宰相李吉甫上奏说：“自汉朝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隋一共一十三代，如果要说设官的众多、官职的泛滥，没有比得上我大唐的。自天宝以后，中原盗贼蜂起，朝廷处处屯兵，到现在可以统计的军队约有八十余万，其他做商贾的、做僧道的等不事耕作的人，占天下人口的十之五六，那些辛勤耕作缴纳地租、赋税的人，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三，十分之三的人辛勤劳作供养那十分之七的不事耕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现在，在京的官员以及在地方的官员等国家供给俸禄的人，超过一万。天下的县一共只有二百余个，其中有些地方狭小，只能作为县的，却升格为州；有些人口稀少的地方，按人口只能设立乡的，却设立为县。这样的情况天下有很多。以这样的二百余县去供养超过一万的官员，不增加赋税怎么可能呢？百姓又怎么不穷困呢？请陛下下旨，对于内外官员哪个该裁减，哪个该保留，一一详加考察。官吏太多的部门、州县，可以裁减的就裁减了；州县狭小的，可以合并的就合并；那些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官职的，可以裁减的全部裁减，这样各个衙门没有多余的官员，百姓也就不会穷苦。”于是宪宗听从他的建议，下诏让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与户部侍郎李绛一同商议官职的裁撤。唐太宗时，与房玄龄等商议设立文武官职，内外一共只有六百四十人，到宪宗时增加了十倍还多。这是因为国家建立初期，官吏都很称职，天下百废待兴，所以需要处理的事物少，设立的官职同样也少。后来官吏懈怠职司，天下弊病丛生，所以需要解决的事情很多，官吏也就跟着多了。因而，要节省开支就需要裁减官员，要裁减官员就需要减少需要处理的事物。要减少事物很简单，只要根据事物去考察官员，则事情都会得到妥善办事，而不会觉得多了。官员也没什么难裁减的，只要根据官职去选拔人才，则各个官员都能称职，自然不会需要很多人力。这些尤其重要，可惜李吉甫没有详细说明。
【原文】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人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卿等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谓朕谴怒而遽止也。”
张居正讲评：一天，宪宗问宰相说：“德宗贞元年间，纲纪废弛，法度衰落，奸邪横行，百姓困顿，政事不举到了极点。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李吉甫回答说：“天下事情众多，作为君主就算再聪明，也不可能全部都能照顾到，必须任命并信任贤相，事事咨询，不使小人得到任用，然后天下可以得到治理。德宗生性多疑，对大臣心怀猜忌，因而经常自恃聪明，不肯信任宰相，事情有不明白的地方，不去向宰相咨询，反而信任身边的人，听取他们的看法，这样使奸邪小人知道了他的想法，他们乘机蒙蔽德宗，搬弄是非，盗窃权柄，德宗堕入了他们的算计中还不知道。政事不举，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宪宗说：“你说的固然很对，但这并不是德宗一个人的错，我年幼时曾在德宗身边待过，看见德宗事情做得有不对的地方，宰相也不肯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指出，都抱着保守官位、俸禄的心思，因而政事不举，祸患屡次降临。你们应该以德宗时的宰相为戒，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立刻指出来；或许，你们不需要再三极力进谏，我就悔悟了，不能因为畏惧我发怒，而闭口不言，就像德宗时的大臣一样。”君主乐于纳谏，臣下也才能敢于进谏。贞元年间陆贽担任宰相，并不是没有极力进谏，而德宗却以接受、屈服于群臣的意见为耻辱，反而对极力进谏的官员罢免的罢免，贬谪的贬谪，因而再也听不到忠言了。政事不举，怎么会不是德宗的过错呢？宪宗任命忠心、耿直的大臣，鼓励他们进谏，大有太宗汲汲于纳谏的遗风。这也是元和时期的政治远超贞元时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