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⑥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征科，自立色目，新旧相仍，不知纪极。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⑦，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⑧，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⑨。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是记述唐代施行“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的原因。唐初，施行的赋税制度名叫“租庸调制”。根据这个制度，每个成丁授田一百亩，根据田亩数征收的钱粮，称为租，相当于后来的地租。每个成丁每年要到官府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去服役，就要按照每天折绢三尺，交纳绢六十尺，称为庸，相当于后来为了不服役而交纳的役钱。每户根据出产，交纳绫、绢等若干，称为调。当时对农民所征收的赋税只有这三样，再没有别的摊派。这个制度施行百年以后，到了玄宗末期，已经弊病丛生。那时，经过战乱以后，户籍已经破坏了，政府记载的户口、田地，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到肃宗至德年间，战乱不休，政府开支很大，于是各处征收钱粮，催督紧急，专卖征收又没有一定的法度，设立许多新的衙门负责征收钱粮，比方说盐铁度支、转运等使职，他们之间互不统属，各自巧立名目，任意征收；以前负责征收税赋的衙门征收完了，新设的衙门又来征收，新旧相继无止无休，租庸调制已经完全破坏了。到德宗时，宰相杨炎建议施行两税法，先将各州县每年花费多少，以及上交国库多少算出来，然后再向百姓征收；根据开支的多少，确定征收多少，户口不分主客，只根据他们现在住在何处，就登记为当地居民；人不分成丁、中男，只根据家庭的财产多少分别等级；经商的，当地州县估算其货物的价值，每三十份中抽取一份，并让他们与居民一样服徭役，不得侥幸逃避。百姓的赋税，每年分为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以前的租庸调制，及后来加派的一切杂徭，全部废除。天下赋税，都由度支负责，其他部门及使职衙门不得干涉。德宗认为这对百姓有利，便在建中元年施行新法，从此两税法成为历代沿袭的制度。
【原文】 晏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捡⑩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逮。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