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讲评：董仲舒的第一篇对策，武帝很满意，为了进一步测试他的才能，武帝又出一题问他说：“商代创立了五种残酷的刑罚以惩罚奸邪，但周代成王、康王的时代，不使用刑罚而天下太平，秦朝使用严厉的刑罚而天下大乱，这是什么原因呢？”董仲舒回答说：“我听说圣王治理天下，以设立学校教化百姓为第一要务。接受教化而具有德行的人，就赏赐他们爵位与俸禄以培养他们的德行；不接受教化而作恶的人，则用刑罚以惩罚他们的恶。推行道德教化，德刑并用，因而那时的百姓，都晓得礼义，而耻于为恶，不触犯法律。商朝之所以能战胜奸邪，也是因为以教化为先，刑罚为辅，并不是五种刑罚的功效。周武王适逢纣王的暴乱，为了维持天下大义，不得已讨伐纣王，诛杀他的党羽，以除祸害天下的蟊贼。所谓乱世当用重典，不得不用也。当天下一统，重新归于太平后，周公就立刻制作礼仪、乐章，阐明教化天下的工具，以润色太平。到成、康二王时，国家臻于盛世，刑罚不用，牢狱空虚，连续四十余年没有人被判刑。这都是以仁义教化天下造成的，百姓都饱受仁义的熏染，自然民风淳厚。这都是刑罚所不能做到的。现在，陛下拥有天下，远近归附，三代的全盛时期也不过如此。然而不以仁义教化百姓，是不能与三王比肩的。曾子曾经说：‘人能对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尊重、信奉毫不怀疑，其德行则会一天天地进步趋于高明；对于自己所知道的道理，身体力行毫不懈怠，其功业则日积月累趋于光大。可见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只在于一心一意地身体力行地行动。’现在陛下出这个题，追慕成、康时期的刑罚不用而天下大治，想必陛下对于三王的教化，也有所了解了吧。我恳请陛下遵信这个治道，极力推行，而不是只是说几句羡慕先贤的空话，如此则教化修明、风俗淳美，太平盛世很容易就可以达到了，这与三王的时代又有什么不同呢？治理天下的方略，首先要重视选贤用能。而天下的贤才，又在于平素的培养。如果平时不做培养，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像美玉未曾雕琢，便要求其富有纹理，怎么可能呢？因而要任用贤才，首先得培养贤才。三代时，中央设有太学以教化天下，地方设有庠序以教化地方。然而庠序的教化，只能教化某一个地方，接受教化的人不多。如果要说培养人才最多的，那就算是太学了。这是因为太学聚集了天下的贤才前来接受教化，是贤能的人进入仕途的门路。如果在太学能对他们加以培养，时常考试询问他们，以使他们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培养他们的德行，则才德兼备的人才可以得到了。以天下的贤才，治理天下的事，则三代的太平盛世可以达到了；像尧、舜等圣王那样的名声，也可以得到了。”这是董仲舒的第二策，劝武帝先推行教化，再施行刑罚，设立太学以培养人才，可算是治理天下的要务了。至于“遵信自己所听见的、力行自己所知道的”两句，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天下事，懂得它并不难，难在于去施行。武帝追慕成、周时期的盛世，而所推行的却是秦朝治国方略的余孽，以这样的方法治理国家而打算和三代圣王比肩，未免南辕北辙了！
【原文】 “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