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讲评：这一段记述武后擅权的原因，以及祸乱的根源。高宗麟德元年，当时武后裁决政事，其权势几乎跟高宗一样。最初，武后因为在太宗时曾担任女官才人，太宗死后被迫出家为尼，后来高宗的皇后王氏与萧淑妃争宠，为了增加自己的力量，便将她接入了宫中。武后聪慧有权谋，能够忍受屈辱，委曲奉承君上的意思，讨得他的欢心。所以高宗逐渐被她蛊惑，日益宠幸，先拜为昭仪，后来就废了王皇后、萧淑妃，立她为皇后。虽然当时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极力进谏阻止，但高宗听不进去，力排众议，册封武氏为皇后。武后得志以后，便肆无忌惮，利用高宗的昏庸，专擅朝政，到处安置自己的心腹，排除异己，在宫内处死了王皇后、萧淑妃，在朝廷里处死了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作威作福；然而高宗想做什么事，却动辄为她掣肘，而不能办到。高宗对她的恣意妄为深感恼怒，曾经让近臣上官仪起草诏书，废黜武后，但被武后阻止，上官仪也被诛杀。自此以后，每次高宗上朝处理政事，武后便坐在高宗后面，以帘幕与朝臣相隔，朝廷一切政事，不论大小，她都要知道。高宗昏庸，又将这些事都委托她处理，从此天下大权都归武后了，官员的升迁与罢黜、刑狱的生杀，都由武后决断，太宗反而不能做主了，只能拱手听命，尸位素餐而已。于是武后的尊贵，比拟天子，内外臣民称为“二圣”，天下威福的权柄已经不在天子手里了。《易经》上说：“一家人中，女主内，男主外。男女的位置摆正了，这才符合天地阴阳的大道理。”《尚书》上说：“母鸡在早晨打鸣，这个家庭就快要衰败了。”武后专政以后，进一步登基为帝，改唐朝为周朝，这实在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大变革，追根溯源，这都源于高宗对她的宠爱。因而，君主应当清心寡欲，贵德贱色，修养身心，整齐家庭，在独处、燕居的时候都要谨慎、明察，使妇女不得干预外事，然后君权不旁落她人之手，这样社稷宗庙才可以长保无虞。
【原文】 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②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各给以符，谓之告身③。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是记述唐代官员选拔制度的。唐初，天下初定，人们都不愿意出来做官，因而前来参加官员选拔的不多。到高宗时，天下承平，选拔官员的途径逐渐增多，每年前来参加官员选拔的人，越来越多。吏部侍郎裴行俭与吏部员外郎张仁祎，见人材壅滞，便想出了解决的方法：设立“长名姓历榜法”，以确定官员的留任与外放；对官员进行考察、选拔并将结果登记，作为官员选拔的依据；又将州县根据人口、面积及位置分为八等，根据官员的资历授予官职，如资历高的，任命为上等州县的官员，资历低的，任命为下等州县的官员。两人制定的这些制度，操作起来非常便利，以后吏部在选拔官员时，便遵照而行，没有改变。一般来说，唐代选拔官员时，选拔的标准有四个：第一是“身”，观察应试者的仪态、气质；第二是“言”，听取应试者对问题的回答；第三是“书”，观察应试者的书法、文章；第四是“判”，考察应试者的判断能力。考察完这四个方面后，又根据应试者资历的深浅，功劳的多寡，授予官职。每年十月间，具有选拔资格的人，都集中到吏部参与选拔，这一选拔活动持续到次年三月才结束。具有选拔资格的人集中到吏部后，首先对他们进行考试，即是所谓的观他们的“书”“判”。考试结束后进行选择，即是所谓观察他们的“身”“言”；选择过后，就当面问他们到某地任职是否合适，于你们的资历、功劳是否相当，然后记录下来；最后，将所有的候选者召集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宣布谁谁被授予什么什么官职，审定完毕后，就上奏君主，下旨诏告天下，并给予他们任职的凭证，叫作告身。唐代选拔官员的详细情况就是这样的。辨别官员、品评人才，是朝廷的第一要务，选择合适的人选主持这件事尤其重要。当时裴行俭有知人之明，其品评人才首重器量和见识，那些浮躁的人，就算再有才能也不选用。所以，唐初以来，在掌管官员选拔的官员中他贤能第一。自此以后，官员选拔的方法日益严密，而作弊的途径也日益增加，到后来，考试的试卷上考生的姓名要用纸糊住，考卷要经由专门的人誊抄，然后才让考官判卷，而所谓的身、言、书、判，也变成了一种形式，由此可见依照制度办，还不如任用一个贤人。
注释：
① 朝集使，是各地每年派遣到京城报告地方政务及财务等状况的人。
. 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高宗龙朔二年，改吏部尚书为司列太常伯，吏部侍郎为司列少常伯。
③ 告身，是委任官职的凭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