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方案终于通过了,尽管实施者们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却只是让情况变得更为恶劣。第一项也是最不诚实的措施事实上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重铸货币的命令下达后,钱币贬值了20%;那些带着一千块金子或银子到铸币厂的人,得到的是面值相同、重量却只有原本80%的硬币。通过这一诡计,国库瞬时获得7200万里弗尔,但国内所有的商业运作全部失序。减税的把戏压下了群众的愤怒,为了眼前那点蝇头小利就把未来要面临的巨大危险抛到了脑后。
接着,国家成立了裁决法庭,来审查贷款承包商与赋税承包者之间的不法勾当。在各国,收税者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群体,而此刻的法国人绝对更有资格憎恨这群收税者。因此,当这些赋税承包者和他们众多的下级代理被叫去清算恶行时,整个国家沉浸在狂喜的气氛中。裁决法庭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该机构由议会主席、委员会、听证会或法律援助会的法官以及会计官员组成,主席为财政大臣。该机构鼓励举报者交出犯法者触法的证据,并承诺给予其相关罚款或充公资产的20%,只要能提供线索发现隐匿不报的犯罪资产,就可以得到其金额的10%。
成立该法庭的诏书颁布后,恐慌开始在与此相关的人士间蔓延。根据他们显露的畏惧程度,我们只能推测他们侵吞的数额巨大。但没有人会同情他们。为他们而起的审判证实了他们的恶行。很快,巴士底狱再也收容不下被送过去的囚犯,全国各地的监狱挤满了罪犯与嫌疑人。政府下达命令,严禁所有的旅馆老板和驿站站长提供马匹给试图脱逃的人士。任何协助或包庇逃亡者,将被处以巨额的罚款。赋税承包者中有些被判处示众,有些被送到军舰上划桨,罪行较轻的则被处以罚款或监禁,只有一个人——塞缪尔·伯纳德(SamuelBernard)——例外,他被处以死刑。他是有钱的银行家和偏远省份的赋税承包者。这名在当地被视为暴君和独裁者的男子,拥有数量惊人的不义之财,而他竟提出愿意以600万里弗尔或25万英镑为代价获得释放。
他的贿赂被拒绝了,他被处以死刑。其他那些罪行可能更重的人却比较幸运。由于不法分子隐藏财物,充公的总额往往比罚款的金额低。政府严苛的手段渐趋缓和,所有违规者都以税收的形式被处以罚款,但当时的政府部门是如此腐败,以至于真正进入国库的金额非常少。朝臣与朝臣的妻子、情妇们,成为战利品的主要瓜分者。一名承包商被依其财富与罪行追讨了1200万里弗尔的税金,一位在政府中有些分量的伯爵找上门,告诉他可以拿10万克朗(5)换取赦免的机会。“你迟了一步,我的朋友,”这位资本家回复,“我已经和你太太达成5万克朗的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约有1.8亿里弗尔被征收,其中的八成被用于偿还政府欠下的债务,其余的金额自有方法进入官员的口袋。德曼特农(deMaintenon)夫人针对此状况写道:“每天,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摄政王给予的许可。人们对官员的这种行为议论纷纷。”群众在发泄完最初的怒气后,开始同情弱者,对政府将如此严厉的惩罚用于如此微不足道的目的的做法感到愤愤不平。但他们没看清的是,他们抢了一部分无耻之徒的钱,却肥了另外一批无耻之徒。几个月下来,罪行较重的人都被裁决,裁决法庭开始对平民阶层下手。在对大众进行高额举报奖金**后,品行良好的商人也陷入了欺诈或勒索的指控。他们被迫在法庭上公开自己的隐私,好证明自己的清白。一时之间,民怨四起。一年后,政府终于发现让事态停止发展才是最明智的做法。于是,裁决法庭的权力被压制,那些顶着莫须有罪名的人也得到了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