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另一条法令通过，宣布11月过后所有纸币面值失效。此外，印度与密西西比公司享有的全部利益与特权（如铸币权、代收税金等）也被剥夺，成为普通的私人公司。此举对整个体系造成了致命一击，至此，主导权已落入敌人之手。劳在财务委员会的影响力归零，而其公司也在所有特权都被剥夺的情况下，再也无法期待实践承诺的一天。所有在民众浸**于幻象的巅峰时期涉嫌非法获利的人都被一一清查且处以高额罚款。此外，此前要求列出所有原始股东的名字，如果这些人手中现在还持有股票，应该将这些股票转为公司的保证金，而那些申购股票却还没完成认购的人则必须以每股13,500里弗尔的价格购买原本每股500里弗尔的股票。股东们不愿意花如此大的价钱去购买实际上折价的股票，便打包自己可携带的财物，设法逃往国外避难。一道命令立即抵达各个港口与边境管理局，逮捕所有企图离开法国的旅客，清查其身上是否藏有金银器皿和珠宝，并在查明对方与当前的股票事件关系前，不得解除羁押。少数几个已脱逃出境的人被登记处以死刑，而其他留在国内的被任意地处以各种惩罚。
劳在绝望之时决定离开这个对他来说不再安全的国度。他首先向摄政王请求准许他离开巴黎并前往乡村居住，摄政王欣然同意了。摄政王虽然对当前糟糕的财政状况不满，但内心对劳的财政政策依旧深信不疑。他深知自己犯下的错误，在余下的岁月里，他也在不断寻找机会建立一个基础更为安全的体系。在劳与摄政王的最后一次会面中，摄政王说：“我向你坦承我犯了许多错。我犯下这些错误，是因为我也是人，谁能无过？但我必须郑重地澄清，这些错误没有一个是出于不道德或不诚实的动机，在我的一生中，绝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事。”
在劳离开两三天后，摄政王寄给他一封措辞恳切的信，准许他在任何时候离开法国，并表示已经请人准备好他的护照。此外，他也愿意给予劳所需的金钱。劳恭敬地谢绝摄政王送来的金钱，乘着波旁公爵夫人——普里夫人——的驿车，在六名骑兵的护送下前往布鲁塞尔。从那里，他又辗转到威尼斯并停留数月，而当地人对这位看似家财万贯的外来者非常感兴趣。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猜对他的身份。劳，这个人生的黄金岁月都花在赌桌上的职业赌徒，却于此刻表现出极端的大度——不愿动用一个犹如风中残烛的帝国的金钱让自己好过。在密西西比股票最狂热的时期，他未曾怀疑过自己的计划，深信自己将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富裕、最有权势的帝国。他将所有的收益都拿去购买法国的地产，这个举动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部署信心满满。他没有像那些卑劣的股票经济人一样大量囤积金银器皿、珠宝，或将财产移往国外。除了一颗价值五六千英镑的钻石，他其余的财产都投资在法国的土地上，因此离开法国时，他几乎身无分文。光是这一个事实，就足以反驳那些不公正地控诉他为人狡诈的说法。
当劳离开法国的消息传出去后，他所有的房产与珍藏都立即充公，而劳的妻子与孩子赖以生活的年金收益（每年20万里弗尔，约为8000英镑）——当年以500万里弗尔购得——也被没收，尽管在劳如日中天时，政府曾颁布一条特殊法令，规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将年金充公。对于劳在默许下逃离法国，人们大感不满。民众和议会都恨不得看到劳被绞死。少数没被这场商业风暴波及的人，对于这个“江湖术士”的离去则是鼓掌称快；其余那些财富被席卷一空的人（显然占多数）则痛恨劳对法国财政问题的深刻了解并没能帮助他为法国人提供任何补救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