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觉得她的医生一定认为她很懒。42岁的她无数次要减肥，但一次也没成功，也可能是因为她的老公和孩子总要她做一些在她看来不健康的菜。
彼得又是怎么回事？他已经73岁了，怎么也戒不掉那些被他称为“心灵食粮”的东西。巧克力对他的心情很重要，能让他舒心，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刻。他还承认有时会来一杯红酒。但这种快乐并不会延续多久，事后他更多感觉到的是愧疚。
凯蒂，65岁，希望医生能把她送到一座孤岛上，那样她就不会被不健康的食品**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已经让她承受不住，所以她幻想着逃离，不然似乎就无法从所谓“错误行为”的恶性循环中解脱。
这三个人比他人更要注意饮食，因为他们是糖尿病病人。一旦吃得太多、吃的时间不对，或吃的东西不对，血糖就会失控。他们要不出现低血糖，要不出现高血糖，两者都很危险，有时甚至能致命。许多糖尿病病人能多多少少控制住病情，过上差不多正常的生活。他们遵守一些饮食规则，渐渐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什么对自己合适、什么不合适。
严重地说，这些人屈服于“观念警察”的专制，对自己施加情感暴力。不仅是在诊室中，在家庭中、在朋友圈里，病人也一直受到检查。血糖水平、体重、用来衡量血糖的糖化血红蛋白等数值变成了道德分数，用来评判他们有没有过着足够节制的生活，而血液的检测值则用来表明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生活。
“一定要健康生活”不仅影响了病人，就连最健壮的人也早就拜倒在这条最高守则之下。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要过得好，还要追求健康、养生，要把一切都做对。一切都要有计划地执行，要掌控好，要达到最佳状态：要均衡饮食，要有足够的运动，要平衡工作和生活。这些都是追求完美的典型表现。
很少人会满足，因为总有些什么可以改善：要有更多职业进步，要做更多运动，要吃更多蔬菜，要有更多休闲活动，要花更多时间陪家人。看起来好像都可以做到，但其实永远都做得不够，因为做到一个就会忽略另一个——高强度投入运动难免会忽视朋友和家人，太注重休闲就难在职业上更进一步。各方面的要求提高了，但能用于此的时间没有增加，这种现象被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称为“同步危机”。39
这种矛盾使得人们开心不起来，总在遗憾有些事没能做到，没有把所有事情都掌握好。慕尼黑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迪特尔·弗赖说：“不少健康的人有一种潜在的负疚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活得不够健康，生活方式不对。饮食、锻炼、健康变得像一种宗教替代品，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来世，但还是期望长寿。”
科学家们称这种过度追求健康、一切只为健康的态度为“健康主义”——还有什么没做到的？会做错的地方那么多！几年前，纽约的营养学家保罗·马兰茨就曾用一幅既生动又吓人的画面来与这种愈演愈烈的健康崇拜做类比：“现在，如果有人开心地把奶酪汉堡送到嘴边，在道德上就等于拿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与其用各种自相矛盾、通常未经过科学验证的饮食规则折磨人，还不如干脆就不要做任何营养推荐，这样倒更有利于健康，40 至少能减轻心理压力，不用每次吃食堂或聚餐时都小心翼翼，生怕犯下“过度”这样的大错。本来就已经很健康的人也觉得必须达到给自己定的要求，甚至要超过要求，以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要特别注意饮食的病人则有更大的压力，比如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