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尽管恭顺，他们与中国的贸易仍不能脱贡舶色彩。在十七世纪的前半，荷兰虽曾称雄海上，但其所注重地点是南洋群岛和印度。所以荷兰反明助清的行动虽饶有历史兴趣，中西全盘的关系并没有受荷兰的影响。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前半对中国的态度更加消极。荷兰在澳门失败了，英国人就觉得无试验的必要。驻日的经理虽曾联络长崎华商商会的会长，但以后怕上当，遂未前进。所需中国货物，英国人在南洋或日本从华商购置以了事。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消极颇引起英国人的批评。崇祯八年（1635），国王查理一世偕同少数资本家另外组织一个团体，来专营中英之间的贸易。次年，这个团体派了威德尔上尉（CaptainJohnWeddell）率领四大船两小船来华，崇祯十年（1637）六月驶抵澳门。葡人既不愿英国人来分其利，心中又怕威德尔以武力对付，只好虚与委蛇。威德尔急了，就直向虎门驶进。中国官吏的反对，他全置之不理。双方于是备战。八月十二日武山炮台——虎门炮台之一——开始射击，威氏竭力反攻。交战仅半小时，台上兵丁尽逃了。英兵于是上岸占了炮台，悬上英国的国旗，并把台上的炮位搬到船上。所谓虎门的天险，在十七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九月十日，中国放了许多火箭喷筒，以图焚毁英国船只。这种火攻之法也没有发生效力。威氏说：“谢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人受伤。”以后他大事报复：烧了好几只中国水师船，毁了一个村庄，并从村里“拿走了三十头猪”。经过这些硬仗之后，官吏和葡人都知道总须想个收场的办法。终究威氏做了点买卖，但他也担保不再来中国。
不久英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东印度公司于康熙三年（(3)664）派船一只来华。那时适经大乱之后，澳门景象十分萧条。葡人口口声声地诉苦，说“鞑靼”人1如何蛮横，船一进口便不许出。这船白白纳了二千两的船钞，原货皆装回去。与大陆直接通商既然这样困难，公司改在台湾想办法。康熙九年（1670），公司居然与郑经订了通商的协定：公司得在台湾及厦门通商，但须输进若干火药及炮位。五年以后，公司在厦门设立总栈，在台湾设立分栈。除供给军火外，尚派人教练郑氏的炮兵。虽然，买卖仍旧不能发达，因为郑氏在大陆上所辖土地有限，并且年年缩小。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郑氏失厦门，大陆上就无寸土了。东印度公司驻华经理之失望可想而知。最奇怪的是，英国人并未因协助郑氏而以后吃亏，正如荷兰人之未因协助清政府而占特殊便宜。
其实在十七世纪，英、荷海权膨胀的时候，中国与西欧的关系并无新发展。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英、荷两国虽同因通商而对中国的内战有所偏袒，但并没有影响以后的关系。在这百年之内，近代世界大变局，在东南方面，进入了一个凝滞时期。
近年因为纪念徐文定公，国人对于明末清初的传教事业特别注意。当然，在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能在中国居官受爵，著书立说，中国高层的士大夫竟有信奉天主教者，这都是饶有兴趣的事实。但是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还是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和红衣炮。士大夫与传教士接近者究竟不多，信教者更少。且这少数信教者岂不是因为那时的天主教加了浓厚的儒教的色彩？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学术著作里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十七世纪的传教事业虽然带了不少英雄的风味，究未在我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我国的文化依然保留了旧观。倘若没有近百年的发展，这事业在我国历史上不过如景教一样而已。
第五节
十七世纪的大变动，不在传教或沿海的通商，而在全亚洲北部之更换主人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