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中国还只许葡人在澳门停船。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番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茇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
当时的官吏既然一面畏惧“佛郎机”，一面又利其互市，还是让葡人在澳门居住为最方便。况且官吏很能自圆其说：如果在岛上，则“巨海茫茫，奸宄1安诘？制御安施？”；一旦移居澳门，则“彼日夕所需，咸仰给于我，一怀异志，即扼其喉，不血刃而致其死命”。原来澳门面积甚小，与内地的交通仅靠莲花茎一路，倘有冲突，中国只须抽退工人，断其接济，就“致其死命”了。这是中国官吏在十六世纪从经验得来的一个极省事而又极灵效的“驭夷”秘诀。葡人移居澳门，等于把性命财产搬进一个葫芦里，而让中国看守葫芦口。为守口严密起见，万历二年（1574）中国筑了一道闸墙横断莲花茎，墙中留门，启闭由中国驻防军队主持。中国在澳门又立税关，置县丞，葡人年纳地租五百两。此外中葡并没有别的关系。葡人好几次派代表到北京，中国看同琉球、暹罗的贡使，葡人亦未抗议。这样，中国保存了“天朝”的尊严，而地方人民和官吏以及葡萄牙人都做了他们的好买卖。这个妥协方案既顾到了上层的理论和法规，又适合于下层的事实及欲望。这是我们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明史》说：“……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
第四节
终明之世，葡人所以未为大患，不仅因为中国有了“驭夷”的秘诀，此外有别的缘故在。葡人在澳门虽受中国种种限制，但中国货物除由华商运到南洋及日本，再由荷商或英商运到欧洲外，余概须经过葡人之手，始能到欧洲。这种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垄断每年给葡人百余万两的净利。果阿总督给葡人商船来澳门的特许状价值多到七十余万两。所以葡人自得澳门后，不但不想进取，反竭力地联络中国来避免第三者的分润。且葡萄牙的帝国政策最注重的是香料群岛及印度，并不是中国。其国内的经济政策不好，在海外所得的财富不过经葡人之手，终流到英、荷、法诸国。万历八年（1580），其本国且为西班牙所兼并。因此荷兰及英国与西班牙为敌者亦与葡萄牙为敌。葡属殖民地一部分就被英、荷瓜分了。葡萄牙海上称雄仅在十六世纪，到了十六世纪末，它已自顾不暇，更谈不到进取。
西班牙也是十六世纪的大海权国，但是天主教皇在分派海外区域的时候，把中国划归葡萄牙去发展，所以中国与西班牙没有要紧的关系。
荷兰与英国的海外事业的起始同在十六世纪末。最初两国合作以抗西班牙。两国在亚洲都设有专利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公司初到中国来通商的时候，葡萄牙人竭力怂恿广东官吏反对，因此英、荷两国初来通商所遇着的困难反比葡萄牙更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及澳门失败以后，就于天启二年（1622）向东北去占澎湖，以图与福建通商。“守臣惧祸，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番人从之。天启三年（1623），果毁其城，移舟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复筑城澎湖。”后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与荷人屡战，并严断接济，荷人遂弃澎湖。
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以武力协助清廷消灭明朝余党，借以得通商权利外，又屡次派使进京以资联络。中国当然以“请贡”待之。顺治十二年（1655）“请贡”的时候，世祖曾以“特降敕谕赐其国王”，其中有一段极有趣的话：
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货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勚可悯。若朝贡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着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尔其体朕怀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赋，祗承宠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