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字以后，北京就教桂良到上海去“挽回”已失权利。清廷知道若否认条约必致引起战祸，于是有所谓“内定办法”：中国以后完全不收关税，外国人放弃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时人以为外夷既唯利是图，以利诱之，他们必就范。桂良到了江南，地方官吏大反对这个内定办法。不收关税则军饷无来源，万一外国人接受了这个便宜而同时又不放弃新得的权利，那又怎样？桂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疏通英国，结果允不派使驻京。他觉得此外不能再有所得，只好批准《天津条约》。
次年，各国派使到北京去交换批准证书。北京也为他们预备了公馆，以便接待。但各国疑心甚大，所以派兵船护送公使北上。清廷于咸丰八年秋派了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以免外国人再进据天津。中国原意堵塞海河交通，留北塘一路出入，则外国人不能武装进京。外国人见了大沽不能通行，遂以为中国有心废约。他们把中国军备看得太轻了，一战的结果，外国人大失败。于是英、法要复大沽之仇。
咸丰十年（1860），我们的外交一误于北京不给桂良全权证书——时人以为唯独皇帝可以有全权；再误于捕拿外国交涉员。终致联军入京，毁圆明园，而《天津条约》以外又有所谓《北京条约》了。
剿夷派外交的代价不能不算大。
第十二节
上文已经说过，俄国占了西伯利亚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了一路的侵略。但《尼布楚条约》终究实行了一百六十余年。到了十九世纪中，欧人自水路来者的侵略复行积极的时候，自旱路来者的侵略也积极了。剪刀在那里活动了。
俄人最初假道黑龙江出师，以防英、法的侵略；次则实行占据江北。等到布置好了，然后与黑龙江将军奕山开始交涉。咸丰八年（1858），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咸丰九年（1859），中国想否认该约。等到英法联军进了北京以后，中国不但无力取消《瑷珲条约》，反又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让给俄国。我们的大东北缩小了一半，而且俄国得了海参崴，可以角逐于北太平洋。
俄国没有费丝毫之力就得了八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其对华外交的灵敏可说远在英国之上。而且俄国自始至终以中国的“朋友”自居！
第十三节
咸丰十年（1860）的大挫折终于唤醒了一部分的中国人。在咸丰八年、九年，文宗的亲弟恭亲王奕?是顽固派之最顽固者，首先提议捕杀外国交涉员的就是他。文宗逃往热河的时候，派他留守北京。咸丰十年的经验给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两个教训。他们从此知道外国的枪炮实非我们所能敌。同时他们发现外国人也讲信义：与外国人订了约以后，他们果然遵约退出北京。于是奕?与文祥决心自强，并且知道中国还可利用外国专门人才以图自强。
适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疆吏因与太平天国战，免不了与外国人发生关系。他们也得了同样的教训。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他们是中国的第一代政治家，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来的变局，而且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这个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造枪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些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夏，多方反对，加以事权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