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个解释也有困难。宣宗训令他的继任者说：“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这就是批评耆英的政策。并且继任者是徐广缙。广缙也是佩服林则徐者之一。他继任之初，就请教文忠驭夷之法，文忠答以“民心可用”。其实耆英的下台及徐广缙的上台不是寻常官吏的调动，是抚夷派的下野和剿夷派的登朝执政。徐广缙秉承林则徐的衣钵，而叶名琛以后又秉承徐广缙的衣钵。可惜徐广缙是个小林则徐，而叶名琛又是个小徐广缙。英法联军祸根就种于此。
徐广缙继任一年以后，耆英两年后入城的条约到期，英国人根据此约要求进城。广缙与名琛于是联络地方士绅大办团练，“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广州官民同心以武力抵抗，英国人终觉因入城问题而作战，未免小题大做，于是声明保留权利，以待他日。广缙遂以英国人怕百姓，放弃入城之举报告北京。宣宗高兴极了，赏了广缙子爵，名琛男爵，并赐广州人民御书“众志成城”四字。剿夷派外交的起始总算是顺利。
文宗即位（道光三十年正月，1850）以后，剿夷派的势力更大。大学士潘世恩及给事中曹履泰等均谓应该起用林则徐，“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文宗亦有此意。道光三十年十月，他手笔下诏宣布抚夷派的罪状。咸丰朝的对外态度于此毕露了。
这时适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清政府的江山几乎不保，但京内外的藩夷政策并不因此稍改。在广东的叶名琛自以为很有把握，文宗亦十分信任他。咸丰四年（1854），英、法、美三国共同要求中国修改通商条约。三国代表到两江及天津去交涉的，地方官吏均答以修约之事只有叶名琛能主持，但是他们到广东去的时候，名琛总是托故不见，最后又回答他们只知守约，不知改约。是时英、法正联军助土耳其抵抗俄国，而急于修约的英国亦以为不如等中国内乱之胜负决定后再议，于是搁置修约问题。名琛不知道这个内幕，反自居功，以为他得驭夷的秘诀了。
其实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这时已十分不满意旧约。他们以为商业不发达是由于通商地点太少，且偏于东南沿海，长江及华北均无口岸；他们又觉得中国内地的通过税太繁，致货物不能流通。外国代表对叶名琛的办事方法也十分愤慨，以为邦交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外国人气焰之高，很像鸦片战争以前的样子。
叶名琛反于此时给外国人以启衅的口实。咸丰六年（1856），广西西林县杀了一个马神父。法国代表要求处置，名琛一事推诿。这时拿破仑三世正欲得教皇的欢心以维持他的帝位，有了马神父的悬案，他就师出有名了。同时叶名琛因捕海盗事，与英国人起了冲突。于是英法联军首攻广州，名琛不和不战，终为英国人所掳。咸丰八年（1858），联军由大沽口进据天津。清廷恐京师受扰，于是派桂良及花沙纳到天津去修约。
天津交涉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北京驻使。士大夫简直以此事为荒谬绝伦，万不可许。第二是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内地游行，这样遍地都有外夷，简直防不胜防了。至于减低关税及改内地各种通过税为二五子口税，时人倒觉得不值得争。桂良及花沙纳（天津人说，那年桂花不香）以为不签字，则外国人必直逼京师；签字则外军可退，中国可徐图挽回。《天津条约》实在可说是城下之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