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都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
第一，英国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有所谓工业革命。在手工业时期，英国出品运至外国者不多，适宜于中国市场者更少。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在海外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需要。
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各种贸易的限制和阻碍，英国人视为家常便饭者，到了十九世纪，英国人认为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
第三，经过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的战争，大英帝国毫无问题地是世界的最强的帝国。英国人往年在广州所能忍受者，现在觉得万不能忍了。并且这个帝国以印度为中心。要侵略亚洲别部，英国有印度为大本营、出发地。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经营亚洲别部的必要。
第四，在十九世纪以前，欧人到海外去传教者全是天主教教徒。在十九世纪初，耶稣教教徒也发现他们有传布福音给全世界的神圣使命。在广州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各种禁令的愤慨尚在商人之上。
我们试看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二十年（1840）外国人在澳门所发表的刊物，及他们写给政府的请愿书或给亲戚朋友的信，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要求：解放！他们，不分商人及传教士，都觉得解放的日子应该到了，已经到了。
在东印度公司的末年，驻华经理中之后辈就主张与中国算总账。以往公司的经理只求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现在这帮商人尚唯恐天下无事。在道光十二、十三年（1832—1833）的时候，外商已自动地不顾中国的禁令，到福建、江苏、山东，甚至奉天及高丽去卖鸦片和新的机制纺织品；传教士也跟着他们去传教、施医药。实际上，沿海官吏无可奈何。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遇着一只这样的犯禁的船，也无法对付。
道光十三年（1833），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这种专利也是贸易不自由时代的产物，它的取消就是时潮的表现，取消以后，新来的商人多而且杂。他们对于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也无了解，只觉得这种制度之无理。同时，公司取消以后，保护商业的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以前买卖是公司做的，要办交涉和打仗，费用也是公司出的；以后买卖是商人做的，交涉及打仗都是政府的事情了。所以大决裂的机会就多多了。并且责任既由英国政府直接负担，英国必须派代表常川驻华。这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必须得中国的承认——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代表。那时，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平等。我们知道，在乾隆末年及嘉庆末年，中国绝无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中国还是旧中国。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后，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绝不容许这种邦交的发生。道光十四年（1834），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那次英国代表不久因病去世，这问题就成为一个大悬案。
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九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
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容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