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文外的问题都解决了，可以言归正题。邓先生承认琦善所订的《穿鼻草约》比以后的《南京条约》“对于国权损失较少”，却不承认琦善是个政治家。我所以称赞琦善为政治家，正因为他减少了国权的损失，而且他做这事的时候，他不顾一己的损失。他原可以与世浮沉，随着时人唱高调，因以误国而利己。他不，他情愿牺牲自己以图有利于国。这就是政治家的风度。琦善固不是头等政治家，但是道光一朝实无了不得的人物，琦善比较地要算是高人一等。
为什么琦善不是头等政治家？因为以后他虽又服官多年，却毫无建白。我们从道光十九年（1839）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与英国打了三年的仗，惨败了，被迫订割地丧权的条约了，然而国人毫无觉悟，战后绝无改革，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然后有新政出现。民族整个地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假使同治年间的改革提前到鸦片战争以后，那不但英法联军之役可免，即中日甲午之役或亦可免，而我国在远东的领袖地位必可保存。从民族的立场观察，我们不能不痛惜那二十年宝贵光阴的白过。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清算此中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易解答的。据我所知，此中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当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全国的士大夫一致地鄙视外夷，以为英国人哪能与天朝抗衡。林则徐也这样想。在他的奏折中，他表示十分有把握。林是当时士大夫所佩服的一个人，他自信，国人也信他。但是事实上林没有机会与英国人比武。英国派遣来华的军队，照中国人的理想，应该先攻广州。林已准备好了各种防御工事，不料英国人不攻广州而攻舟山。于是时人断定英国人怕林则徐，林的声价因此提高了好几倍。后清廷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去主持粤政，时人说英国用计，借琦善以去林则徐。林一去，自然我方失败了！后裕谦奏调林则徐去帮他防守浙江，清廷答应了，许林“戴罪立功”。时人深信有林在浙江，英国人是不敢来的。英国人来了，快要与林交锋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忽下令把林则徐谪戍伊犁。在鸦片战争的三年之中，除第一年小有接触之外，林始终没有机会与英国人打一个大仗。所以以后士大夫不服输。他们以为我们的败，不是由于我们的旧战法和旧军器不行，而是由于清廷用人不得当。既然如此，那我们没有改革的必要。琦善虽知道中外强弱的悬殊，经过一次的革职拿办，他也不敢再触犯士大夫的清议而有所主张了。所以他不够称头等的政治家。
当时士大夫的清议之可怕，我们于林则徐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来。在他初到广州的时候，他真相信他用中国的旧法子就能制服英国人。到了广州以后不久，他就觉悟了，知道唯独“用夷器而后能制夷人”。他秘密地探访外国的国情，购买外国的船炮。他以后把他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默深，魏又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及以夷器制夷。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日本学者中山久四郎常说明治维新的事业受《海国图志》的影响不少。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他在赴伊犁戍所的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但在信尾，他坚请他的朋友不要把信给别人看。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他怕时人骂他是汉奸或败北主义者。邓先生如了解此中的情节，或者不怪我在回想我民族过去百年的历史时，要痛骂士大夫阶级。
关于袁世凯的一段，邓先生批评袁的外交，说袁应该在民四交涉的时候，努力谋美国的援助。邓先生以华府会议美国的援助为证据，判断美国在民国四年（1915）也可以援助我国，只要袁运用得法。其实袁派人把日本“二十一条”通知美公使芮恩施并求他援助，芮氏颇热心，但其政府不愿意。第二年美国尚与日本订所谓《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权利。民国八年（1919），在巴黎和会，我国代表苦求威尔逊助我取消《民四条约》，威尔逊不愿理会。民国十一年（1922），华府会议的时候，美国内部的情形已完全改变，而国际形势复有利于我，故我国能得相当的收获。虽然，国人不要误会华府会议的重要所在。关于既成事实的纠正，华府会议仅助我收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民四其他条约华府未过问。邓先生说：“假使袁世凯不是要做皇帝，不敢得罪日本，又何至于遵守日本人的谆嘱，严守秘密？”袁要做皇帝，据我所知，是签订《民四条约》以后的事情。而且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人仍旧反对袁做皇帝。袁的一贯政策是联英、美以制日，他在高丽的时候如此，光绪末年他做外务部尚书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日本恨他。至于守秘密一层，国际交涉的事情，正在交涉之中的时候，除非双方同意，是不可宣露的。
邓先生所指摘的其他各点完全由于误会和曲解，没有再加讨论的必要。
（录自《新经济》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