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两天，穆氏全无动静。十四日，他又带原稿进城，要求奕山签字。奕山拒绝了，且加上一层理由，谓乌苏里河系属吉林将军所辖，他不能做主。“穆酋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向通事大声喧嚷，不知作何言语，将夷文收起，不辞而起。”咸丰八年四月十四日是瑷珲交涉的大关键，奕山的奏折说：
先是穆酋未来之前，有夷船五只，夷人数百名，军械俱全，顺流而下，行十数里停泊。穆酋来时，随有大船二只，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之东岸，尚属安静。自穆酋愤怒回船后，夜间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
饱受惊慌之后，十五日奕山就签订《瑷珲条约》了。此约仅二款，第一款论分界，第二款论黑龙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额尔古纳河：自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之点起，直到黑龙江入海为止，左岸全属俄国，右岸（南岸）则分两段，自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属中国，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管。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只许中俄两国船只行走。江左自精奇里江至霍勒木尔锦屯的旧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通商一款甚简略：“两国所属之人永相和好。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两岸商人责成官员互相照看。”
《瑷珲条约》的严重在我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划归中俄共管，这是直接的损失。间接则俄国自《瑷珲条约》以后，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又进一步，列强的世界帝国角逐因之更加紧急，而现在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且有了咸丰八年（1858）的《瑷珲条约》，就不能不有咸丰十年（1860）的《北京条约》。
奕山签订这约的缘故是极明显的。第一，穆氏的“勃然大怒”及“枪炮声音不断”把他吓坏了。第二，穆氏为他留了塞责的余地。江左屯户仍归中国管理，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有。做到了这种田地，奕山自己觉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责备，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潜伏价值。江左屯户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前文已经说过，东北边境除供给皇室貂皮及人参以外，与国计民生绝未发生关系。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国家。这一年中国对俄外交所铸的错尚不止《瑷珲条约》，清廷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纳均错上加错。
奕山订约的报告及《瑷珲条约》的约文于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并不加斥责。谕旨说：“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率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谅，且他的办理尚可实用于乌苏里以东的地方。谕旨继续说：“即着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咸丰帝之所以承认《瑷珲条约》，并不是因为他素抱不抵抗主义，也不是单独因为奕山之“限于时势不得已”，是因为是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全盘“限于时势不得已”。太平天国的平定到此时尚全无把握，此外又有英法联军及英、美、法、俄四国通商条约的交涉。联军于四月初攻进大沽海口，直进天津。清廷急于北仓、杨村、通州设防，京城亦戒严。《瑷珲条约》送到北京的时候，天津的交涉正有决裂之虞。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1854），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
桂良及花沙纳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离间敌人。他们知道英国最激烈，法国次之，美国及俄国又次之。法、美、俄三国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国待遇一条，其他都可让英国去做恶人。桂良等如何应付美、法二国与本文无关，无须叙述；至于他们与俄国代表普佳京的交涉，与东北问题关系甚大，不能不详加讨论。
普佳京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同到大沽，同到天津。他最初给桂良等的照会要求二事：（一）割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与俄国；（二）许俄人在通商口岸有与别国同等的通商权利。他的策略则在灌输麻醉品，以期收渔人之利。照会的一段说：
以上两条如不斥驳，大皇帝钦定，所有两国竞争之事皆可消弭。俄国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灭英、佛（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
桂良等及清廷对于俄国这种意外之助是疑信参半的，但京内京外均以为最低限度应使俄国不与英、法合作，或在旁边怂恿，所谓“助桀为虐”。关于划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负责交涉；关于通商，他们以为已开口岸多一俄国亦无妨碍。所以他们与普佳京就订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条约》。其第九款与边界有关：
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条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有了这款，俄国便可要求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我国全无法拖延。这是桂良等联络普佳京代价之一。北京承认《瑷珲条约》的谕旨，他们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决定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归俄国。桂良等也答应了，以为这就是谕旨所说“与黑龙江一律办理”。所以奕山在瑷珲争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实已赠送俄国，唯条约尚待订而已。
桂良等在天津与英、美、法所订的条约许了外国人两种权利与以后东北问题有关系的：一种是牛庄开通商口岸，一种是外国人得入中国传教。这两种权利，尤其是牛庄通商，促进了东北问题的世界化。
总之，中国在咸丰八年（1858）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则顾不到了。在瑷珲如此，在天津亦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