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二十五年，四十余年中俄在黑龙江的冲突，在俄国方面，完全是地方人民及地方官吏主动，莫斯科至多不过批准，有时不但未批准，且欲禁止而不能。地方的动机，最高在图开辟疆土以邀功，普通不过为发财而已，此外实际急迫的目的在图粮食的接济。彼时俄国中央政府亦想与中国发生关系，但其目的及方法完全与地方的不同。我们试一研究俄国屡次派使来华的经过，就能明了其动机所在。《东华录》载：
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先是俄罗斯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后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
据此记录，顺治年间俄国曾三次派使来华：第一次在顺治十二年（1655），第二次在顺治十三年（1656），第三次在顺治十七年（1660）。此中有一误会，第一次的使者是阿尔班（SeitkulAlbin），他不过是公使巴伊科夫（TheodoreIsakovitchBaikoff）的随员，先到北京来报信，所以“不具表文”。第二次的公使就是巴伊科夫，所以第一次及第二次实系一个使团。我们从俄国政府给巴伊科夫的训令就能看出俄国对中国注意所在。俄王要巴伊科夫（一）向中国皇帝转达俄王的友谊及和好之善意；（二）表示俄国欢迎中国公使及商人到俄国去；（三）打探清廷对俄国的实在意志，是否愿通使通商；（四）调查中国接待外国的仪节；（五）调查中国的国情，如户口、钱粮、军备、城市、与邻邦的关系、出产以及中俄的交通。总而言之，主要目的在通商及交邻。当时俄国以为中国产金银甚多，在重金主义（bullionism）盛行的俄国，以为与中国通商便可用西伯利亚所产的皮货及俄国的呢绒来吸收大宗金银及丝绸。巴伊科夫的出使，除得知中国一般国情外，完全失败。其主要原因即《东华录》所谓“不谙朝礼”。换句话说，巴伊科夫不愿以“贡使”自居，不肯跪拜，不肯递国书于理藩院。次要原因即罗刹在黑龙江的骚扰。因此，清廷颇疑巴伊科夫之来另有野心，不然，怎可一面通好，一面侵犯边境？一六五八年，俄国又派阿尔班及佩菲利耶夫（IvanPerfilief）二人出使中国，一六六〇年（顺治十七年）始抵北京，即上文所谓第三次出使。他们所带的国书首述俄王祖先声名的伟大及邻邦如何皆畏服俄国，后半表示愿与中国通使通商。《东华录》记录：“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所以这次也无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