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诗歌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这句话特指中国古代的格律诗，因为格律诗人身上的束缚实在太多，非但对仗、韵部与起承转合的结构要让人处处留心，就连诗句里每个字的音调都是有严格规定的，甚至这音调还必须符合早已在现实生活中消亡的古音。
但是，闻一多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镣铐应当被彻底打破，而是说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多重镣铐的束缚，诗歌才显得格外地美。如同一场足球比赛，若是一点不守规矩，任凭“自由心声”来乱踢，球员或许踢得畅快，观众却一定看得兴味索然。
西方文艺界也有类似的说法，如司汤达评论法国戏剧大师拉辛的创作说：“虽然戴上镣铐，依然英姿勃勃，优美动人。”司汤达所谓的镣铐，是指古典戏剧创作中必须依循的“三一律”（ThreeUnities），即一部戏剧的全部活动都要严格限制在同一个地点、同一天，同一条情节主线之内。
镣铐无处不在，但式样不尽相同。在西方绘画史上，画家们同样在戴着镣铐舞蹈，其中最沉重的一副镣铐倒不是技术上的制约，而是无所不在的文艺审查制度。这种镣铐究竟是削弱抑或昂扬了艺术之美，也许并不容易判断。无论如何，审查制度也有其一番道理：作为一种面向公众的艺术创作，绘画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担负着引导人心的重任，而无论是教权还是王权，对任何可能影响世道人心的东西都怀着慎之又慎的态度。这些上流社会里教养良好的人当然在意一幅画在艺术造诣上的深浅，但在他们所在意的全部事情里，艺术—画家最为在意的事情—绝不会是最重要的。
[法]雅克·路易·大卫《贺拉斯兄弟之誓》 JacquesLouisDavid，OathoftheHoratii，1784
[法]雅克·路易·大卫《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 JacquesLouisDavid，LictorsBringtoBrutustheBodiesofHisSons，1789
[法]雅克·路易·大卫《拉瓦锡夫妇肖像》 JacquesLouisDavid，PortraitofAntoine-LaurentLavoisierandHisWife，1788
所以画家与文艺审查官从来都是一对天敌，尤其当画家本人并不仅仅是一位只会雕琢的手艺人，而是也有相当程度的学养与见识，希望以画笔来表达自己心底所深信的一套价值观的时候，他所承受的镣铐就会比同侪沉重许多。倘若这个画家身上还在流淌着年轻的热血，偏偏又生活于一个动**的大时代里，我们不难想到他的人生会有怎样的遭际。
再激进的画家，通常也不愿意事事都和审查官硬碰到底。但问题是，审查的标准永远会随着时局与人事的变迁而飘忽不定。虽然这难不倒那些老于世故的人，但画家无论变得怎样市侩气，总还会有几分天真未泯。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David，1748—1825），法国绘画天才，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奠基人，青年时保持着虽不甚高明却绝不低俗的阅读趣味，一生对政治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又恰恰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前后那空前动**的年代，所以他选择的绘画主题，常常是很有思想倾向性的。
我们现在以大卫的三幅名作为例：《贺拉斯兄弟之誓》（OathoftheHoratii，1784）、《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LictorsBringtoBrutustheBodiesofHisSons，1789）以及《拉瓦锡夫妇肖像》（PortraitofAntoine-LaurentLavoisierandHisWife，1788）。对于不甚了解那一段历史时局的人来说，如果得知这三幅画里有两幅在当时被禁止展出，肯定会判断是前两幅—即便不晓得这两幅画讲的究竟是什么故事。
然而真实情况是：《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确在被禁之列，而另一幅被禁的竟然不是看上去与前者相似的《贺拉斯兄弟之誓》，而是那幅无论怎么看都显得平安无害、一团和气的《拉瓦锡夫妇肖像》。
《拉瓦锡夫妇肖像》的被禁完全是因为拉瓦锡的身份。拉瓦锡是法国贵族、成就卓著的化学家，今天我们的教科书上称他为现代化学之父。为同时代的一位贵族科学家绘制家庭肖像，这听起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最重要的是，拉瓦锡是雅各宾派，而这幅画完成于1788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在那个只消一丝火星就可以引发连串爆炸的年份里，法国皇室对雅各宾派人的一举一动都紧张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至于那幅《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恰恰完成于1789年。在画作正准备送往沙龙参展的时候，巴士底狱就已经被攻陷了。每到大厦将倾的时候，独裁者会做的第一件事往往都是防民之口，法王路易十六只是做了一件任何独裁者在相同局面下都会做的事情，即病态一般地加大对文艺作品的审查力度，于是，《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因为绘画主题有可能激发民众的“不良情绪”而惨遭禁展。
平心而论，文艺审查官并没有看走眼。在这般敏感时期，如果真心为国王的利益着想，大卫的这幅作品确实不宜展出。不仅如此，就连画面所讲述的那个故事，那个早已经广为流传的古罗马的历史传奇，也应当从书本上彻底删去才好。吊诡的是，《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与《贺拉斯兄弟之誓》所讲述的故事，它们的相似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审查官面前它们只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然而事实上，《贺拉斯兄弟之誓》非但从没有被审查官刁难，甚至于这幅画的主题就是被法国皇室所指定的，大卫不过是忠实地完成了一件命题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