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观念在绘画作品中早有表露，譬如意大利画家斯卡塞利诺（Scarsellino，约1550—1620）的大约创作于16—17世纪之交的《圣母与众天使恳请基督不要惩罚**欲、贪婪与傲慢》（VirginandAngelsImploringChristnottoPunishLust, Avarice, andPride，约1600）。这幅画在问世的二百年后被严重损毁过，画面的四边都被截去了一部分，幸好主题依然清晰：画面下方的那三个女人，左边半裸的年轻女子代表**欲，中间紧握钱袋的老妇代表贪婪，右边衣饰华贵的女子代表傲慢；画面上方的中央，耶稣基督手握闪电，正要对下方的三个女人投下（这原是希腊神话里主神宙斯的经典造型），一名小天使极力推阻着他，圣母和众天使都做出恳求垂怜的样子。
到了托马斯·科尔的时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聪明人认识到奢侈对于经济发展的益处，而他们为奢侈所做的辩护，让科尔以及广大尚未从传统的道德观里走出来的人大为光火。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浮华与奢侈的危害，呼唤古老的勤勉、克己、虔敬的美德，但是在不知不觉间，预定论的宗教立场竟然不知所踪了，而那个一千多年前的、早已被人忘尽的裴拉鸠斯异端的观念，春风潜入夜一般地在世道人心中迅速滋长起来。
个中道理其实不难理解：任何精巧的思想体系，从来都难以在普罗大众中间不走样地传播下去。以预定论来说，只有理论修为深厚神学家才会意识到上帝之不能被理性局限，以及自由意志与上帝的全知是一对无法共存的概念—神学上称此为“自由意志之两难”（paradoxoffreewill），是无数才智之士为之殚精竭虑的经典难题。一想起来真是很困惑人：我们的每个想法究竟是由自己自由决定的呢，还是预先全被注定了，正如一架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这个难题很适合用中国的《推背图》的传说加以说明：当袁天罡把手按在李淳风的背上，问他能否预知自己这一掌会不会推下去的时候，全知的上帝能否预知结局呢？
[法]尼古拉斯·普桑《阿卡迪亚的牧羊人》 NicolasPoussin，TheShepherdsofArcadia，1637—1638 阿卡迪亚在西方文化传统里约略相当于中国的桃花源，是田园牧歌生活的理想典范。托马斯·科尔的《牧歌时代》，画题原文里的Arcadian就是指“阿卡迪亚式的”。其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发现的阿卡迪亚在古希腊是一个贫瘠之地，当地男人大多参加雇佣军，靠打仗谋生。这真是一点都不浪漫，幸而画家们是遵循诗人的传统来理解阿卡迪亚的。在普桑的这幅画上，几个阿卡迪亚的牧人发现了一座墓碑，他们指着墓碑上的一行拉丁文铭文：“我也曾住在阿卡迪亚。”黄衣女子低头看着铭文，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这幅画透露给人们的含义是：哪怕再美好的现实生活，哪怕当真生活在阿卡迪亚，也只是匆匆一瞬而已，所有的欢乐都将被这样的一块墓碑掩埋殆尽。
[美]托马斯·科尔《阿卡迪亚之梦》 ThomasCole，DreamofArcadia，1838 科尔也有相当程度的阿卡迪亚情结，不止一次地画过这个主题。对于其他画家而言，对阿卡迪亚的精心描绘体现的是一种对桃花源的憧憬之情，而对于科尔，如此美丽的桃花源只是“帝国之路”上必将到达亦必将破碎的一环。
对这一难题的探究催生出各类烦琐复杂的神学理论，然而从筚路蓝缕中迅速发展起来的美国绝非一个有多少文化底蕴的地方，那朴实粗犷的宗教土壤不会给任何复杂精微的神学体系提供生长发育的养料。事实上，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精微思想，无论哲学还是宗教，无论其原本究竟主张什么，一旦走入大众，都会变成相似的模样。
人性一向能够成功扭转任何理论。人性天生渴望宗教，因为只有宗教才能让人最大限度地解决现实生存中纷繁复杂、至关重要却令人手足无措的不确定性。人们需要明确地知道，到底怎样做才会上天堂，怎样做才会下地狱，需要使自己确信这个世界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极端者甚至要具体到“今生杀猪，来生为猪被杀”。简而言之，人们需要一切使生活变得确定而可控的道理，而无论这样的道理在知识精英们看来是多么漏洞百出。
韦伯在研究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催生作用的时候，其实忽略了在那片文化根基本不深厚的土壤上，那个需要精微的神学体系支撑才能自圆其说的预定论，是多么容易向人性妥协。裴拉鸠斯的“异端邪说”之所以在今天看来已是老生常谈，托马斯·科尔的两组试图挽救世道人心的辉煌图画之所以在当时非但不会激起信仰者审慎而应有的怀疑，反而以惊人的速度被复制到千千万万寻常百姓的家里，原因正在于此，普罗大众的信仰模式正在于此。
所以学者们从若干社会精英的著述里寻找思想史上的坚实例证时，往往并不能够妥帖地说明当时的社会现象。而如果说全部的历史当真只有一页的话，那么我觉得历史上的全部大众思潮也全不曾写到过第二页上。仅以《人生旅途》的主题而言，在绘画史上难道不也是对老生常谈的翻版之翻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