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这幅画上很难辨认出大卫的新古典主义特色，事实上，大卫在学画之初走的是传统的洛可可风格，即路易十五所大力引导的繁文缛节和浮华矫饰的风格，几乎可以说是巴黎上流社会糜烂生活在艺术领域的夸张翻版。
但大卫的这幅画，虽然形式是旧形式，其象征意义却透露出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力。
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神话传说里，马尔斯是个孔武得近乎野蛮的角色，在奥林匹斯的神界备受厌憎，就连他的父亲朱庇特和母亲朱诺都不喜欢他。密涅瓦却不一样，她虽然也有着和马尔斯一样的战神身份，是一个勇武善战、所向披靡的女神，但她富于智慧，完全符合智勇双全的最高标准。
在特洛伊战争中，马尔斯站在特洛伊的一方，密涅瓦则站在希腊联军的一方，两位神祇打过一场精彩绝伦的遭遇战。虽勇武却鲁莽、总是感情用事的马尔斯斗不过智勇双全、沉着冷静的密涅瓦，被一块巨石击倒在地，动弹不得。大卫描绘的正是这一幕的场面，马尔斯头盔滚落，长剑脱手；密涅瓦一身戎装，以胜利者的姿态俯视着失败的对手。
这幅画在它的大时代里很容易就会让观者读出这样的意味，即理智对情感的胜利，或理性对感性的胜利。事实上。大卫的画风在不久的将来抛弃了洛可可与巴洛克，彻底转向了新古典主义，恰恰意味着在他自己的身上，密涅瓦轻易地战胜了马尔斯。
那是一个理性主义狂飙突进的时代，笛卡尔曾经种下的理性主义的种子早已经枝繁叶茂了，启蒙主义者推波助澜，自然科学领域令人咋舌的研究进展使人们对理性的力量越发生出信心，甚至相信凭借理性的周密计算，人类完全有能力创作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图，并依据这个蓝图来打造一个理想世界。不言而喻，这样的一种思潮是很有点反抗色彩的。
罗素在论述19世纪的社会思潮时一度追溯到大卫所生活的时代，他说19世纪有两种反抗传统的思潮，一种是浪漫主义的，一种是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反抗从拜伦、叔本华和尼采演变到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理性主义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稍有缓和后，传给英国的哲学上的急进派，然后在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产生苏俄这个结果。”
在饱尝苦果之后，今天的人们已经晓得理性在这个纷繁万端的世界面前显得多么弱小与无能为力，这样的见识也只有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才能获得。流亡在布鲁塞尔的大卫是晓得的，而与他的许许多多的同辈人相比，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其实算是很低了。这时我们回顾《马尔斯被维纳斯与美惠三女神缴械》，会感觉出其他画家的同题材作品莫不是在以一种悠游的心态描绘一种“趣味”，一种“原来勇武强横的战神竟会被女人和小孩子缴械”之类的让观者偷窥大人物的小秘密的“趣味”，但大卫不是。
在大卫的画面上，战神虽然被解除了武装，虽然放松了身体，但依旧不失威严。虽然作为维纳斯侍女的美惠三女神拿走了战神的头盔、盾牌与弓箭，但我们会从战神左手递出佩剑的姿势领会到：所有的武装都不是“被解除”的，而是出于战神的主动。长矛仍然擎在他的手里，当他卸下武装，等爱神为他戴上花冠的时候，他的神情既不是困倦或懈怠，亦不是颓唐或着迷于情欲，而是宽和与冷静。他是画面上唯一的主角，像一位真正的王者。
[法]布歇《遭到伏尔甘惊吓的维纳斯和马尔斯》 Fran?oisBoucher，VenusandMarsSurprisedbyVulcan，约1754 这幅画表现马尔斯和维纳斯**的时候，维纳斯的丈夫火神伏尔甘以一张精心编制的罗网将他们捉奸在床。而在布歇的洛可可风格的表现手法里，这三位神祇只如当时的贵族男女的样子。画面既缺乏神性的庄严感，亦没有任何道德谴责的意味，所有人神态自若，仿佛这张罗网只是给这一场爱情游戏增加趣味的玩物而已。
[意]G·多米尼克·提埃坡罗《马尔斯、维纳斯与丘比特》 GiovanniDomenicoTiepolo，Mars, VenusandCupid，1757 画家将这个题材表现为一名骑士的三口之家，而不是像传统中把马尔斯和维纳斯塑造成情人关系。
[法]雅克·路易·大卫《马尔斯与密涅瓦之战》 JacquesLouisDavid，TheCombatofMarsandMinerva，1771 从天而降的**女神是马尔斯的情人维纳斯，她带着丘比特来营救马尔斯。上空的一对鸽子是恋爱的象征，经常伴随着维纳斯出现。大卫这幅画虽然有明显的洛可可风格，而人物形象庄重，色彩凝重，全无洛可可轻浮糜烂的味道。大卫后来抛弃洛可可风格，开创新古典主义一派，这个转变从这幅画里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法]雅克·路易·大卫《马尔斯被维纳斯与美惠三女神缴械》 JacquesLouisDavid，MarsBeingDisarmedbyVenusandtheThreeGraces，1824 维纳斯的模特儿是当时著名的芭蕾舞演员玛丽·勒绪厄尔，曾在芭蕾舞剧《维纳斯的诞生》里扮演过维纳斯；丘比特的模特儿也是一名芭蕾舞演员；马尔斯的模特儿则是大卫的一名主顾。
大卫似乎是想告诉观者，只有在爱神面前主动缴械而不是因为懈怠与意乱神迷才缴械的战神才是真正当得起王者称号的战神，那个一旦顶盔贯甲便横扫千军、六亲不认的战神其实只是一名屠夫罢了。
这不算什么高明的见解，其得来却也不像很多人凭空想象的那般容易。我一直记得初读雨果的《九三年》时，那篇简介加评论式的译本前言给我当初那颗幼小的心带来了多大的震撼。现在翻出那篇前言，我想，其中有两段话如果摘引出来，应该是对本章内容的最理想的收尾：“雨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世界观与一九七三年的革命原则不可能不产生冲突。在雨果看来，革命利益与人道原则常常是不一致的，他可以理解革命，却接受不了革命的严峻现实。这种思想矛盾，构成了他小说中尖锐的戏剧冲突。……在雨果思想上，人与人的敌对关系，是人性中的‘恶’造成的，一旦‘善’的天性被唤醒，恶魔也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雨果认为暴力不能降服敌人，只有人道的光辉才能战胜邪恶、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雨果虚构出侯爵救小孩的情节，意在说明‘童稚的天真’可以打败‘凶猛的心灵’，千军万马所不能战胜的，却会被牙牙学语的儿童所战胜。雨果试图通过书中三个主要人物证明：‘在王权之上，在革命之上，在人世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由此出发，朗特纳克宁肯放弃他那个阶级的复辟事业去救三个孩子；郭文置革命利益于不顾，甘心以自己的头颅换取侯爵的生命；西穆尔登尽管是革命的化身，内心却爱郭文超过爱革命，郭文人头落地，他随即开枪自杀。这三个主要人物的结局，在情理上令人颇难接受……”
布鲁塞尔时代的大卫应该对《九三年》有太多的共鸣，如果请他为《九三年》写一篇序言，他会持怎样的论调是可想而知的吧？
最后交代一点后话：大卫在1825年死于布鲁塞尔的一场车祸，作为弑君者，他的遗体无法送回祖国安葬，只有葬在布鲁塞尔，但他的心葬在了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