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末叶到18世纪，画家们要么追慕鲁本斯，要么追慕普桑，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鲁本斯的追随者似乎更多一些，他们把萨宾女人的悲剧表现得越来越喜剧化，以至于我们倘若从当时的档案中读到有某位国王或显贵曾经以这个主题作为某次狂欢活动上的娱乐项目，也不会感到吃惊。我们看赛巴斯蒂亚诺·里奇（SebastianoRicci，1659—1734）、达·科尔多纳（PietrodaCortona，1596—1669）和一位佚名法国画家的同题《劫夺萨宾女子》（TheRapeoftheSabineWomen），完全是对鲁本斯的继承和发扬。
而大卫要做的事情，是在这个题材上继续普桑的道路，他也完全有能力以古典主义的庄严击败巴洛克的浮夸。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和信念的摇摆起伏之后，他心里一些曾经激扬着、漂浮着的东西也渐渐落定下来了。
普桑的那幅画曾经给大卫以极大的触动，但大卫此时想做的，并不是以新的表现手法重现这个场面。他要表现的是萨宾女子被劫之后的故事，或者说，他要为普桑的作品创作一个续篇。
劫夺萨宾女人的故事还有后文：萨宾人发觉中计之后，也许是出于审慎，过了许久才展开了复仇的行动。在塔提乌斯的率领下，萨宾人倾尽全族的力量向罗马人发动突袭。形势对萨宾人极为有利，因为他们不仅是以有备袭无备，更为重要的是，罗马的神庙女祭司塔尔培娅（Tarpeia）偷偷为萨宾人打开了罗马的城门。塔尔培娅是个贪财的女人，她提出的条件只有一个：想要萨宾人“手上戴着的那些东西”。
[意]赛巴斯蒂亚诺·里奇《劫夺萨宾女子》 SebastianoRicci，TheRapeoftheSabineWomen，约1700
[意]达·科尔多纳《劫夺萨宾女子》 PietrodaCortona，TheRapeoftheSabineWomen，1627—1629
[法]佚名《劫夺萨宾女子》 UnknownMaster, French，TheRapeoftheSabineWomen，1770
当塔尔培娅如此含蓄地提出叛国的代价时，她指的是萨宾人手上套着的金镯；萨宾人在冲进罗马之后果然给了她“手上戴着的那些东西”—他们用手上的盾牌将塔尔培娅推下了一座悬崖。后来这座悬崖就以塔尔培娅的名字命名，称为塔尔培安岩（TarpeianRock），中文里一般译作大帕岩。罗马人从此形成一项惯例，凡是抓到叛国者，一律推下大帕岩摔死。当科里奥兰纳斯因为竞选执政官而激起民愤的时候，护民官认为忤逆人民即等同叛国，提议要将他推下大帕岩去。
借着罗马叛徒的帮助，萨宾人冲进了罗马城，用剑与矛在罗马人身上疯狂倾泻着仇恨。能征善战的罗马人处变不惊，立即拿起武器，与萨宾人展开肉搏。这个时候，令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一群女人突然冲了出来，一个个抱着还在吃奶的孩子，手无寸铁地在罗马人与萨宾人中间挤出了一片空当。她们就是当初被劫走的萨宾姑娘，早已经接受了做罗马人妻子的生活，还为罗马人生了孩子。对于她们来说，这战争一边是自己的父兄，是孩子的外公和舅舅;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和公公，是孩子的父亲和祖父，任何人的死伤都是自己绝对不愿看到的。
大卫要画的正是这个场景，但这并非他的首创，在他之前已经有人画过。意大利画家赛巴斯蒂亚诺·里奇有一幅《罗马人与萨宾人的战斗》（BattleoftheRomansandtheSabines，约1700），画面上，女人抱着孩子死命地推阻着作战的双方，地上已经倒卧着男人的尸体。
里奇是巴洛克风格的画家，画面是纯粹的巴洛克风格：动态十足，**四射，冲突与张力无处不在。只要在这幅画前多凝视片刻，我们就能直接通过眼睛听到厮杀与哀哭的声音，嗅到血与硝烟的味道。
[意]赛巴斯蒂亚诺·里奇《罗马人与萨宾人的战斗》 SebastianoRicci，BattleoftheRomansandtheSabines，约1700
[法]雅克·路易·大卫《萨宾女人的干预》 JacquesLouisDavid，TheInterventionoftheSabineWomen，1799
[法]雅克·路易·大卫《玛格丽特·夏洛特·大卫肖像》 JacquesLouisDavid，PortraitofMarguerite-CharlotteDavid，1813 这是大卫在1813年为妻子绘制的肖像，正是这位曾与他离婚又复婚的妻子成为他笔下萨宾女人的“灵魂的模特儿”。
但大卫不这样画。我们会从大卫与里奇同主题作品的对比中看到新古典主义是如何以“以静制动”的手法对垒巴洛克风格的。大卫的作品题为《萨宾女人的干预》，画面远景处是阴霾下的神殿，那座黝黑而突兀的悬崖就是著名的大帕岩。画面中间，赫西莉亚一袭白衣，无所畏惧地张开双手，阻挡住两个殊死搏斗的战士。那两人一个是她的父亲，即萨宾首领塔提乌斯；另一个是她的已经有既成事实的丈夫，即罗马首领罗慕路斯。其他那些萨宾女人，要么扑倒在地抱着战士的腿，要么把孩子高高举起迎着密集的矛尖……过去的是非对错都已经过去了，她们已经有了新的生活和新的牵挂，她们不在意什么概念、口号、理论和男人们虚妄的尊严，她们只希望亲人不受伤害。无论哪一个阵营里的人，对于她们来说都是不能割舍的，都是不能为了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放弃的亲人。
依旧是稳重的构图，依旧是清晰的线条，依旧是毫不张扬的用色，依旧是将强大的冲击力收敛在平稳与均衡之内。似乎一切都不曾改变，但我们已经分明看到了画家内心的剧变。
他真的变了。倘若让他再画一幅贺拉斯兄弟的故事，不知这时的他会画成什么样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