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统的解释家的意见，以为：“风，风也，歌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卫宏《诗序》）他们的这种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承认《关雎》《麟之趾》以及其他“二南”中诸诗篇，为受王者之教化，而其他的大部分国风之诗篇，则为刺上的、讥时的；于是“二南”中的情诗，便被他们派为“后妃之德”，其他国风中的同样的情诗却被他们说成“刺好色”了。其实“二南”中的诗与邶、卫、郑、陈诸风中的诗其性质极近，并无所谓“教化”与“讥刺”的区别在里面的。他们的雅、颂的解释，也极不清楚。
推翻他们的传说的附会的解释的，是郑樵的“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之说。（见《通志·乐略》，他的《六经奥论》亦畅发是说。）郑樵以为古之诗，即今之辞曲，都是可歌的，“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有谱无辞，所以六诗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这种解释，自然较汉儒已进了一步，且在古书中也有了不少的证据。但《诗经》中的所有的诗，果皆有谱乎？果皆可以入乐乎？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且诗之分风、雅、颂，果为乐声不同之故乎？他说：“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实则孔子固常言：“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孔子对于诗之观念，恰与郑樵所猜度者不同，他固不专以诗为燕享祀之用，而乃在明了诗之情绪，诗之意义以至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以为应世之用。
据我的直觉的见解，《诗经》中的大部分的诗歌，在当时固然是可以歌唱的，可以入乐的，但如几个无名诗人的创作，如《无羊》，如《正月》，如《十月》，如《雨无正》（俱在《小雅》），都是抒写当时的政治的衰坏（如《正月》等），及描写羊、牛与牧人的情境的（如《无羊》），都是一时间的情绪的产品，绝非依谱而歌的，也绝无人采取他们以入乐的。（《诗经》中入乐的诗与非入乐的诗，似有显然的区别，细看可以知道。）所以说全部《诗经》的诗篇当时都是有谱的乐歌，理由实极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