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的看法是：这里边是有些曲折原委的。《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韩宣子来鲁国访问，韩宣子到太史氏那里参观藏书，看到《易象》和《鲁春秋》，感慨地说：“周礼尽在鲁国呀。我今天可算感受到周公的圣德和周朝成就王业的原因了！”从《左传》这段资料来看，鲁国从伯禽受封以来一直都是有正经国史的，朝觐、会盟、打仗等等国家大事全有专人记录在案。那时正值周王朝的兴盛之际，所以典章制度才被称为周礼，负责记录档案的也都是一代代优秀的史官。而从鲁隐公以后，世道乱了，史官散了，孔子惧怕历史记录会遭中断，这才开始编修《春秋》。鲁国的历史档案从鲁惠公之前都还完好，又是出自良史之笔，所以孔子对这段历史“述而不作”；而鲁隐公以后的历史记载却开始乱了，所以孔子才去斟酌编修，即所谓“作《春秋》”。所以说，《春秋》并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而是从鲁国建国的时候就有的，可鲁惠公以前的那部分《鲁春秋》早已失传，后人看到的只是孔子手定的断自鲁隐公以下的那部分而已。
顾炎武果然言之成理，而究其思想渊源，应该是从杜预一脉发展而来。杜当初也是从《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访问鲁国这件事入手，推论《春秋》的完成过程分为三步：先有周公垂法，中有史官记录，后经孔子编修。很有疑古惑经精神的刘知几也说“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甚至人们以为在周公之后、孔子之前的五百年间，再没有一个能著书的人，便把作者无考的古经都归在周公名下。所以，在主流观念里，孔子从思想到素材都非原创，乃是秉周公之志、承史官旧文。而将周公与孔子并举，也代表着时代风气——宋朝以前是“周孔”并称，宋朝以后才“孔孟并称”。顾炎武这是把旧说推而广之，既解答了始隐问题，同时还弥合了一对千载矛盾。
这个矛盾，即顾文提到的这两句话：一是“述而不作”，二是“作《春秋》”。“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作《春秋》”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两句话全是圣人之言，但是“述而不作”和“作《春秋》”这明显就是一对矛盾：孔子要么这一辈子什么都没“作”过，那也就根本没作过《春秋》；要么孔子确实“作”了《春秋》，因而“述而不作”之言并不符合事实。
这首先是一个训诂问题，即“述而不作”和“作《春秋》”的两个“作”字是否同为“创作”之义。“作”有“兴起”义，如《周易·文言》有“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也有“削”义，如《礼记·内则》有“鱼曰作之”，是说给鱼削鳞。以此两义释“作《春秋》”之“作”，也是可以讲通的。
但这只能揣测而无法凿实，如果忽略训诂问题，把两句之“作”同视为“著作”之“作”，再忽略掉“今本《论语》的可靠程度”这一问题，那么，上述两句话的确构成了一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而顾炎武却把这对矛盾表述合情合理地捏在一起了，还从中解说了鲁国国史的渊源。但这是否主观成分太多了些？
顾炎武很快就遇到了反驳。虽然当时阎若璩还不知道何谓奥卡姆剃刀，但的确用到了这件工具——他从杜注出发来问难顾炎武：按照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春秋左氏传序》），都说周公垂法，孔子从而修之，何必敷衍出“起自伯禽、成于鲁国良史之手”这类说法？
顾氏说得在理，阎氏驳得也在理，但毕竟是非很难凿实。当然，和其他前辈先贤的说法一样，顾炎武的结论也许是对的，只是论据和逻辑尚不足以证实自己的说法而已。
6.以古史为时政作解：始隐而意在“三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