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焯之论虽也在理，毕竟属于主观臆测，而对于这同一个问题，沈括《梦溪笔谈》则“接近客观”地看到了一线曙光。他写道：按照《史记》记载，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即位，那么鲁惠公就是东周开始后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所以《春秋》应该始于鲁惠公而不是鲁隐公才对，这是《春秋》的“开卷第一义”。当然，这很重要，专家们都对此议论纷纷，当年啖助、赵匡这两位早期的经学名家对此竟然毫无阐说，搞得后来的学者大惑不解，只是《纂例》里边有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如果此言属实，平王东迁之后的鲁国第一任国君就不是鲁惠公而是鲁隐公，《春秋》便自然从鲁隐公开始，也许啖、赵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才不作解释的吧。但是，这八个字的说法与《史记》不同，也不知道啖、赵从何而知。我又曾见士人石端编过一本相当周详的纪年书，其中记载平王东迁也在鲁惠公二年。我很兴奋，赶紧找石先生询问出处，石先生说这是一本史传里记载的，一时却找不到那本史传，后来也再没见着。
沈括这一线曙光就这样一闪即逝，后来王应麟谈到这件事，说《盐石新论》里有个说法，认为啖、赵之说出自何休的《公羊音训》，而那应该是何休的笔误。是非难以判断，只能继续存疑。沈括和王应麟提到的啖助、赵匡两位都是唐代的春秋学名家，可惜著作都已失传，好在其主要见解大多保存在《纂例》之中，这部《纂例》也就是前文已经引述过的唐人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
《春秋集传纂例》卷二《鲁十二公谱并世绪第九》介绍鲁国国君的世系传承，提到鲁孝公死后，儿子鲁惠公即位，然后就是那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但这笔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当真很难说了。
这一类的说法，无论细节如何不同，无论方法如何各异，核心原则基本都是一样的：第一，鲁隐公之时代是天下大势的一个转捩点（如吕大圭《春秋或问》）；第二，虽然《春秋》在形式上是以鲁国为本位，但那只是个幌子。宋代赵鹏飞《春秋经荃》于此说得最是明确：“《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且是一部“中兴周世之书”。
赵是从《论语》里孔子一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而断言孔子有复兴西周盛世之志，但无奈大道不行，一腔热血只好寓于《春秋》，又看到历史上鲁隐公时代正值周平王末年，天下日乱，中兴无人，于是“孔子悯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兴之教也”，所以，《春秋》始隐只是表象，其实质则是始于周平王的末年衰世。
这样的解释也算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义理精到，而还有一种说法却很像是在标新立异，即“其实《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
5.始隐新义：《春秋》不始于隐公
“其实《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这简直匪夷所思！但这的确是个问题，是顾炎武提出来的。
顾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学术巨擘，又是训诂考据的大家，在学术气质上接近《左传》而远于《公》《穀》。顾炎武曾经写过一部《左传杜解补正》，用以匡正左氏学最大的权威杜预，他对治《公》《穀》的前贤们更是语出刻薄，说他们穿凿附会、误人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