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诸侯之法与王者之义
《春秋》记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进入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却还有一个困惑了人们许久的问题，即《春秋》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元年开始？
的确，既然是一部编年史的样式，其起笔和结笔总得有点儿说法才是——对这个问题只要稍一深究，疑点便立刻出现：如果说《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那么，从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算到鲁隐公，这中间还有好几代世系，难道全都被抹杀了不成？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那还是西周初期的事。几百年下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无论此事是否为真），天下大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东周的开始。而鲁隐公元年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春秋》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这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说法，也是一个经典的解释，晋代“左氏忠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序言里大体就持这一说法。杜的意见是：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国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所处之时代相近；况且鲁隐公是周公之后，如果周平王能够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够光宗耀祖的话，那么，西周当年的盛况就复兴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后继有人了。所以《春秋》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孔颖达再作阐发，说《春秋》虽然看上去只是鲁国的国史，是站在鲁国这样一个诸侯国的立场上记事的，讲的似乎也仅是“诸侯之法”，但杜预之所以说它“会成王义”，是因为《春秋》所记之事尊卑尽备，故其虽是根据鲁国国史成书，却“足以成王者之义也”，因此可“垂法将来”，使后世的天子可以好好地从中学习王者之道。
如果此说属实，《春秋》便是一部万世不移的帝王之法，而孔颖达之说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春秋》是一部以教育意义为重的经书。至少，它的教育意义远大于史料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春秋》的写作或编纂属于所谓的“观念先行”，这样一个圣人传统对中国古代史书的编纂影响极大。当然，也确实有人把《春秋》当作史书，不过，用家铉翁的话说，这只是“后儒浅见”。
这倒也不能苛责古人，意识形态重于客观史实，这一观念堪称源远流长——若论“源远”，比如杨宽就曾从孟子那里追溯到这种态度，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于现实政治的。如许兆昌所谓“（周代）史官从事记事编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发挥这一行为的政治功效。史官记事编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周代史官记事编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察君臣，二是为后世立法”。若论“流长”，“文革”时期连历史照片都会篡改，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从这里，我们倒可以很好地领会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的面貌似乎并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甚至，这样一种在现代眼光下看似有些荒诞的观念在古代并不是偷偷摸摸的，而常常是被堂而皇之地奉为圭臬。
从这层意义上说，杜预和孔颖达对始隐问题的解答虽然不一定符合史实，但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这同时也进一步泯灭了《春秋》的史学内涵而强化了它的经学意义。经学当然是远远重于史学的，这个观念长久以来都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