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左传》说叔段出奔共地又是怎么回事？共地在卫国，刘敞分析说：《左传》在本年十月还记载了公孙滑出奔卫国。公孙滑是叔段的儿子，照理说父子应该在一起才对，而《左传》只提到公孙滑出奔卫国，却没提叔段。而且《左传》好几次提到公孙滑，旁边都没有叔段的身影，这是不合情理的。所以，事实真相应该是叔段已经遭了郑庄公的毒手，之后只有叔段的儿子公孙滑出奔在外，《左传》所据的材料误把公孙滑的出奔记作叔段的出奔了。
刘敞这是在《左传》的解经之辞里寻找证据，给出了一个“合理的怀疑”，但问题是刘敞的论证没能做到自洽——这里的怀疑是建立在《左传》对《春秋》语例解释正确的基础上，而他紧接着却对这个基础发出了质疑：《左传》说“如二君，故曰克”，这句话在性质上和“得儁曰克”是完全一样的，而刘敞说《春秋》二君相伐的记载很多，都称“伐”而不称“克”，不知《左传》根据什么得出了“如二君，故曰克”这个结论？
如果相信“得儁曰克”的义例，那么《左传》的叙事自然有误；如果相信《左传》的叙事，那么“得儁曰克”的义例便站不住脚。这与其说是考据问题，不如说是取舍问题。刘敞取了前者，而清代沈彤则取了后者，至于“得儁曰克”与“如二君，故曰克”的矛盾，赵匡以为前者是常例，后者是特笔。三种论断，都很难找到依据。而庄存与《春秋正辞》又有弥合——庄是公羊家，首先要认定训“克”为“杀”的公羊义理，但他还说，叔段也确实出奔，出奔与被杀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叔段是在鄢地受了伤，出奔之后才伤重而死的。
经义终于会被说圆的。再看刘敞，纰漏归纰漏，他在辨析求证的一面也许确实比孙复做得出色，但另一方面，从克段一事上来看，至少刘敞的道德标杆并不比孙复更低。《左传》表彰颍考叔的纯孝，而刘敞认为颍考叔根本够不上纯孝的标准：庄公放逐姜氏又立下不到黄泉不相见的誓言之后，已经大感后悔了，颍考叔也已经知道了庄公的悔意，他应该向庄公这样明言才对：“您立下这种誓言，分明属于不孝，鬼神肯定不会喜欢，所以也不会听的。您不如把母亲迎了回来，这才叫作‘迁善徙义，君子之道’，鬼神也会保佑您的。”庄公若听了这种劝告，必然会欣然接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庄公已经有了悔意，自己又抹不开面子破誓，身边也没有人用合适的意见来引导他，这才拖到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地步。所以，颍考叔如果能这么建议，庄公哪会不从？而颍考叔却大搞曲折迂回的办法，如此隐晦的表达要是庄公没听明白那可怎么办？他还建议挖地道，说这样就不会违背誓言，可这种小伎俩上之不足诳鬼，下之不足诬人，内之不足欺心，使君主不能明明白白地悔过，这简直就是孟子所批评的犯了错还要文过饰非的那种人，哪里称得上纯孝？
对于刘敞的这种议论，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迂腐，但也不能否认直言敢谏确实有着绚烂迷人的道德光环。这里体现的是对“方”与“圆”的一种认识——君子到底应该取外圆内方还是内外都一样方？吕祖谦《东莱博议》评论《左传》里“臧僖伯谏观鱼”的故事，也谈及进谏问题：进谏之道，与其让君主畏惧我的话，不如让君主相信我的话；与其让君主相信我的话，不如让君主喜欢我的话。这三种进谏分别体现为：戒之以祸、喻之以理、悟之以心。照吕祖谦的这个标准，颍考叔当属悟之以心的一类，尤其值得表扬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