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孝道也有孝道的边界，比如清代《御定孝经衍义》，全书既崇孝道，又属御定，但谈到克段一节时，虽然也认为《左传》讥郑伯失教是对的，认为《穀梁传》的说法意在“正兄弟之伦”，意图也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也在强调：叔段都整顿军备要造反了，难道还不该打吗？既然开打了，就要“期于必克”。像这种释经，既照顾了经学传统，不废儒家亲亲之道，但也没有流于义理之空谈，而是给出了对时政很有实际指导价值的意见。
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春秋大义可以用上。据《后汉书·丁鸿传》，丁鸿从小学习《尚书》，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父亲死后，他想把承袭爵位的资格让给弟弟，于是留了一封信，偷偷跑了。丁鸿跑到东海，遇到了老同学鲍骏，丁鸿怕身份暴露，便装成陌生人的样子。但鲍骏拦住了他，责备道：“当年伯夷和季札逃跑是因为遭逢乱世，可你因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而放弃了皇帝赐给你父亲的爵位继承，你这样做对吗？”鲍骏援引了一条春秋大义：“《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
鲍骏的这个说法，出自《公羊传·哀公三年》。这是卫国的事，卫灵公的太子蒯聩不大成器，流亡到了国外。卫灵公想立庶子子南继位，但子南拒不接受，后来等卫灵公死后，卫国人便立了蒯聩的嫡长子辄，也就是卫灵公的嫡孙。（这和建文帝的继承情况比较相似，建文帝的父亲朱标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早死，朱元璋曾想过改立燕王朱棣，最后还是立了嫡孙。）
这个继承顺序合法与否？按照“殷道亲亲”的传统，太子蒯聩如果不在，同母弟应该接班；按照“周道尊尊”的传统，则是太子的嫡长子接班。所以辄的接班是符合“周道尊尊”的义理的。
辄在即位之后，亲生父亲蒯聩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准备回国夺权——历史上我们看惯了儿子弑杀君父的，但这回是父亲要夺亲儿子的权，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从正义性的角度上讲，辄要不要服从父亲的命令把君位让出来？
事情很凑巧，孔子这时候正好就在卫国，《论语·述而》里的一段对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冉有和子贡聊天，冉有问道：“你说咱们老师会支持卫君吗？”（冉有说的卫君，就是蒯聩的儿子辄，这时候已经即位为君了。）子贡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去问问老师。”
子贡见了孔子，问了一个和时局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老师，您觉得伯夷和叔齐是怎么样的人？”孔子回答说：“他们是古代的贤人。”子贡又问：“那他们互相推让君位而双双逃跑之后可有什么怨悔之情吗？”孔子话：“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贡找到冉有，对他说：“咱们老师是不会支持卫君的。”
子贡这是借着伯夷和叔齐的问题探知了孔子对卫君辄的态度。伯夷和叔齐是兄弟相让，蒯聩与辄却是父子相争，孔子既然认同前者，自然就不会认同后者。
但是，孔子不支持卫君辄，难道会支持蒯聩吗？当然也不会，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两边都不支持——如果他能看到后来的靖难之变，对战争双方或许也会持同样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一个道德上的态度，在操作层面派不上太大的用场。当下的问题是：作为父亲的蒯聩不会收手，作为儿子的卫君辄也不会让位，如果一定要解决其中的正义性问题，应该怎么做？
这又是经学上的一大辩题，左传学派与公羊学派各执一词，前者认为卫君辄子拒父命，大逆不道，后者认为这时候拒绝父命是一点儿不错的。
子拒父命，大逆不道，这个说法容易理解，公羊家的说法又有何依据？《公羊传》给出了这样一条原则：当父亲和祖父有了矛盾冲突，应该听从祖父的，这是顺乎父子之道的；当家事与王事发生了冲突，应该让王事优先，这是顺乎尊卑之道的。前述鲍骏援引的“《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就是出自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