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现在如何评论明成祖时代的种种盛举（比如郑和下西洋之类），但在当初正统士人的眼里，燕王朱棣跃身为帝毕竟逃不过一个篡字。朱棣之篡被张履祥比之为“成事之管、蔡”，而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管叔和蔡叔的叛乱又常被经学家们称引，来作为郑伯克段一事的参照。那么，如果不统一思想的话，在《春秋》的一开篇就会遭遇时政上的尴尬。
按照历代前贤的《春秋》经解，一个主流意见是：郑庄公不该由着姜氏和叔段索要封地，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而对于建文帝来说，强藩环伺的局面已经定形，所谓防患于未然便意味着在可能的世变发生之前把问题妥善解决掉，而解决方案就是削藩。
把事情稍微向前追溯一下：朱元璋当初非常喜爱朱棣，认为这个儿子很像自己，甚至还有过改立朱棣为太子的念头。后来朱元璋把朱棣封到北方，也是认为他的才干足以制衡蒙元残余势力的威胁。这样来看朱棣，很像儒家学者对叔段的那个描述：“多材好勇”，又得宠而为强藩。等太子朱标早死，年仅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诸位藩王多是自己的叔父，各自手拥重兵，其中又以燕王朱棣最为强悍，虽然当下还是风平浪静，但危机感却是挥之不去的。
当削藩终于开始，削到燕王这里的时候，激起了燕王的反叛，内战于是发生。建文帝该怎么打？燕王是自己的叔叔，叔侄相残，如果将来把叔叔打败了，春秋笔法也许会写作“惠帝克棣于某某”，学者们会解释说：对朱棣不称叔，是批评他没尽到做叔叔的本分；不称燕王，是绝了他的属籍；称克，表示惠帝对朱棣以力胜之，也表示朱棣的武装很强大，足以敌国；对惠帝（即建文帝）称帝，是批评惠帝没有尽到做侄子的本分，对待叔叔就如同两国交战。
这个事件和郑伯克段非常类似，建文帝又受过正统儒家教育，身边还有方孝孺这样的醇儒，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自己应该是有掂量的。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穀梁传》给过一个最优方案：“缓追逸贼，亲亲之道”。根据这个原则，既要把燕王打败，又不能把燕王打死，这个火候一定要把握得恰到好处才行。建文帝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燕王能在战事的危急关头捡了性命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得了春秋大义的好处。
后人读到这段历史，大多会觉得建文帝太书呆子气了，都已经兵戎相见了，哪还有那么多情面可讲。这或许该怪建文帝没有合适的儒学师父——我们看《南齐书》记明帝第十一子桂阳王萧宝贞谋反伏诛，史臣作评便引述《春秋》“郑伯克段于鄢”，给了这段经文以大义凛然的十个字评语：“兄弟之恩离，君臣之义正。”如果建文帝也能祭起这十个字的大旗，只要燕王一起兵就是“叔侄之恩离”，中央军队全力扑杀便是名正言顺的“君臣之义正”，以尊尊压住亲亲，事情就好办多了。或者，也可以援引《左传·隐公四年》的“大义灭亲”的理论，杀起叔父来也就不会那么束手束脚了。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手下就没少援引“大义灭亲”这个《春秋》之法。
前文讲过洪迈《容斋随笔》有“二传误后世”一条，说《左传》提出的“大义灭亲”和《公羊传》提出的“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对后世危害很大：有援引“大义灭亲” 杀子孙、害兄弟的，有援引“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废长立少、以妾为妃的，不可胜数。但这也确实说明这两条经义灵活性很强，实用性也很强。在当下这个例子里，以“大义灭亲”来制衡“亲亲之道”确实是很有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