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释儒为“不易之术也”，释六经为“千举万变，其道不穷”，《纯长子枝语》谓“儒为有道术之称”。归根到底，经学总在秉承着西汉传统，是术而非学，任凭世界千变万化，儒者也能从六经当中找出解决方案。如果经学从实用政治学走向象牙塔里的纯学术，这应该算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倒退，如颜元所谓：“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自传久而谬，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
训诂也好，词艺也罢，总该为经世服务。即如四库馆臣也提出过经之义理要基于训诂、史学褒贬要基于事实的主张。经学作为政治学，经义之中自须体现大道，学者若把训诂打通则大道不待求而自现——王鸣盛为此作过一个比喻，说人想食甘，到市场上去买叫作甘的东西，遍寻而不获，而买了块糖吃则甘味自现。考据与治道的关系便是如此，此为一代之风气使然，如戴震曾论义理与训诂之关系，认为从字义之考据出发可以循序而上达于道，之所以要细之又细，因为圣人之道“毫厘不可有差”。这般义理，并非宋儒西铭、太极之类的想象，而是自我得之，自实处得之。戴又论到当时人们常说：“经学有汉儒之经学，还有宋儒之经学，前者主攻训诂，后者主攻义理。”这确实是清代的常论，当时的学者大多轻视宋学而推尊汉学，反对宋人的空谈心性，甚至如冯班所谓“读书不可先读宋人文字”。而戴震说这个说法不合情理。所谓主攻义理，难道就可以抛弃经文于不顾而凭空猜想吗？如果这样也可以，那人人都可以穿凿附会，这对经学有什么好处？凭空猜想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求义理只能求之于古经，而古经距离我们时代太远，难以索解，所以才需要求之于训诂。只要把训诂工作搞通了，古代经文的意思也就会被搞通，圣人的义理也就会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自心与之暗合的地方也自然会因之而明朗。
持此论者远非戴震一人。龚自珍解释孔子所谓的“正名”，从外祖父段玉裁的训诂考据入手，认为小学是上达之本——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六书九数、洒扫进退的基本功课；十五岁入大学，学习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按：龚论所本之史料是有些歧义的）；壮年为公侯、卿大夫，治理国家。但后世小学遭废，童子才入私塾就学习治理天下的大道理，要么就学深刻玄奥的性命至理，至于六书九数的基本功，一辈子也接触不到。
龚自珍对这种情况非常忧虑，认为小学基本功若不恢复，治学便容易流于空疏，上达无本。于是，小学训诂并不仅仅是章句之学，其目标仍是终极大义，只不过要从基本功重新入手而已。
话虽如此，但我们难免会想：历代学者已经解读出如此之多的《春秋》本旨了，到了清代，难道还会有多少可供发挥的空间吗？当然还是有的，正如纳兰成德的感叹：“呜呼，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久矣。”清代诸多欲明圣人之志的努力在前文已经多有所述，这里再从经师们对克段一事的新一轮阐释来略窥端倪。
1.严启隆
严启隆《春秋传注》认为“克段于鄢”并不是孔子的特笔，而是郑国的告词。方苞也有过类似的说法，认为外大夫公子出奔这种事定然没少发生，《春秋》之所以在隐、庄、桓、闵、僖五公近百年间别无记载，要么是该国未告，要么是有告而鲁史未书。而严启隆的意思是，郑国发生了叔段出奔一事之后，通告了鲁国，文件上就是这么写的，《春秋》也是原样照抄。这是严对《春秋》的一个总体认识：《春秋》一字一句全是鲁史旧文，完全没经过孔子删削。四库馆臣推测他是深厌旧说之穿凿，要将之一扫而空，但又有些矫枉过正，走到另一个极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