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认为，《左传》的这段解经之辞，不仅在“克”字上说错了，而且从头到尾全说错了：《左传》说《春秋》称郑庄公为郑伯是讥讽郑庄公对弟弟疏于管教，而事实上郑伯之称不过是以爵位称之，并不含什么贬义；《左传》还说叔段不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春秋》直接称名而不称弟，但是，《春秋》记载楚国世子商臣弑父之事，对商臣分明称子（事见《春秋·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难道《春秋》会认为商臣守了做儿子的本分吗？《左传》又说郑庄公和叔段的战争如同两个地位相等的国君之间的战争，所以《春秋》称之为“克”，但是，考查《春秋》全文，两君之争再没有一处称“克”的例子；《左传》还说叔段兵败逃亡而《春秋》不书叔段出奔，这是因为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但是，《春秋》本自鲁史，郑国的事算是外国的事，外国如果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通例是该国告知鲁国则鲁史会做相应记录，如果该国不向鲁国通报，鲁史也就不会予以记载——在克段这件事上，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郑国怎么向鲁国通报的，鲁史就会怎么记录在案，所以鲁国史官哪可能有什么下笔为难之处呢？《春秋》记事确实多有避讳，但避讳都属于内讳，对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会有难于下笔的地方，会有种种避讳的曲笔，但对外国发生的事又有什么好为难、好避讳的呢？
姚际恒一一点评，把《左传》这段解经之语全部推翻，最后归结道：“从经文之中摘取字句加以臆断，虚构经文的书写体例，《左传》就是始作俑者。”
姚这番话的杀伤力在于：否定了《左传》是《春秋》的一脉相承，认为《左传》的解经文字是揣测加附会而来的。如果把姚的意见和皮锡瑞他们的意见结合起来看，《左传》的解经文字不但是被人硬生生插进来的，而且还很不可靠。
必须承认姚、皮二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姚最后质疑《左传》“不言出奔，难之也”的一番议论——的确，作为时政或历史的记录，史官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顾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通观《春秋》经文也的确多有避讳和曲笔，但问题是：作为鲁史的记录者，凭什么要为郑国避讳，为什么会对叔段的出奔感觉难以下笔？况且根据周代惯例，各国之间互通消息，最合理的情况应该是：郑国把克段之事通报给有外交关系的各国，各国史官把郑国的通报原案照录。所以，如果说史官下笔感到为难，应该是郑国人感到为难而不是鲁国人。面对这些“合理的怀疑”，不知道《左传》的作者会怎么回答。
最具正义性的回答也许可以请法坤宏来做代表，他在《春秋取义测》里这样解释道：《春秋》是为王者而作的。庄公和叔段这二人属于兄不友、弟不恭，以至于在国内开战，实在是人伦之大变，是不为王道所允的，所以才被《春秋》记录在案。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真善美往往并不统一，真的未必就善，善的也未必就真，孰是孰非，殊难定论。看这短短的一段解经文字，充满着无数的迷惑、矛盾与歧说。“三传”各不相同，经学家们在对“三传”的辨析与捍卫中不但没能确定出孰真孰伪，反而给出了更多的答案。这就意味着：作为历代政治哲学的最高准则，圣人之意即便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陷入重重迷雾之中让人无法看清的。简而言之，一方面可以说孔子思想主导着中国两千年主流的政治文化，而另一方面却是：谁也说不清孔子思想到底都是些什么。今人经常责备科举制度钳制思想，但在观念上，多元化与大一统本身便很难相容，再者，至少在技术层面而言：无论科举考试的正误标准是采取孔颖达主义还是朱熹主义，至少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官方定谳，否则的话，对于同一段经文显然可以有着无数种解释，而这些解释都有可能是正确的，或者都很难被证明是错误的。隋文帝时代就发生过这种尴尬，国子生接受策问，博士却没法判断优劣，其原因就是大家所学的经义有南有北，全不一样，而又很少有人能够通晓全部经说来做出判断。
经义多元化的风险是：“第一，多元化可能堕落成为派性之争，特别是当它和政治斗争或朋党之争纠缠在一起时更是如此。第二，多元化会引起对抗，而对抗可能升级为压迫。第三，在强大的正统和不断扩张的一致性之下，多元化会衰退。”
这三种情况都是令人担忧的，于是，经义需要统一，学子们也需要集中精力学习权威版本。在《左传》的领域里，杜预的解释自然算是经典。就克段事件，杜预认为孔子作《春秋》是改自鲁国旧史以申明大义，讥讽郑庄公失教是因为他没有对弟弟早做妥善的安排，而是养成其恶；叔段出奔而《春秋》称之为“克”，是为了说明郑庄公意在杀弟——意在杀而实出奔，《春秋》更为重视的是人的主观意愿，所以写“克”而不写“出奔”。
杜预虽是《左传》名家，但这个解释显然和汉代公羊大师董仲舒有异曲同工之妙，《春秋》决狱，原心定罪，诛心之论，这是西汉年间的公羊学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