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想以《年轮》为题写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我觉得只有长篇才能反映我所遭受的一切——那时我二十六岁。
然而这部长篇的构思以及为此积累的一箱资料，在十年浩劫中全部化为灰烬。如今我生命的年轮，已经画了八十四圈。
在夜深梦醒的时分，用回忆的眼凝视这些已逝岁月的年轮，我能看到它们或清晰或模糊，或灿烂或晦暗，或圆满或曲折……但毕竟是一圈又一圈，结结实实地画下来了。尽管在漂泊的生涯中我曾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若萍”，但我终究长成了一棵树。感谢生命，感谢给我生命的人，我真想对着依稀闪现的黎明叫声：妈，你可没白疼你的儿子！
妈是含着我第一次用稚嫩的小手挣来的一牙苹果撒手人寰的。那是一个初秋的黄昏，我十岁。从此我只能迈动一双小小的脚，艰难地孤零零地向茫茫人世走去。
我曾寄人篱下，在别人的矮檐下生活，世界对我是那样狭窄——以我所遭受的苦难，以我所见到的人的险恶面目，使我无法不怀疑生命是一个极大的谎言，使我没有理由爱我的同类。然而我不能拒绝我的血脉所承袭的一片阳光，一泓暖流；我依然爱，并且做着梦。在我的梦中生命如绚丽的红玫瑰在原野上怒放，灵魂像挣脱了绳索的风筝一样翱翔在无垠的晴空之下。为着我的梦我磨砺我的笑。我写下了长篇小说《梦之谷》、短篇小说集《栗子》《篱下集》以及散文集《小树叶》《落日》等。为着我的梦我不愿在一个充溢着愚昧、残酷、饥饿和野蛮的黑洞里挖一个小窟窿当作自己的“出路”，我要到阳光下去思索。我走向更广大的世界——我要采访人生。
我是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我的目光孤独又忧郁，我的微笑顽皮又快乐，而我的脚步，我的脚步呀，浪漫又执着。我那个伤痕累累的祖国母亲，在夕阳下，寒风中，在漫漫长夜和每一个**的白昼，怀着温柔的热望，倾听我这个鲁莽游子的足音。我写了《平绥琐记》《鲁西流民图》《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我梦想用我的滚烫的文字，暖一暖母亲的手脚。然而我自己的脚，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被刺得鲜血淋漓。我并没有驻足。蓬勃的永不安宁的热力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一步步向前走去。我走出了这片黄瘦破碎的海棠叶，我走到了世界的峰巅。在银风筝下的伦敦，在南德的暮秋，在装满炸药的军车上，在海域布满水雷的战舰上……我穿梭访问，追踪扫描——波茨坦会议、纳粹战犯的审判、联合国成立大会……无暇一抖军装上的征尘，但我感到精神在蓝天下飞翔的快乐。我看到了生长在另一片土地上的宽容、平等、自由和理性的绿草坪，我看到了根植在另一个民族中的勇敢、乐观、幽默和人类之爱的花朵。我没有地图。我用自己的脚一寸一寸地丈量世界的变异。在大战的烽火硝烟中，在死神张大的羽翼下，我弹奏着我生命的乐章。而我梦魂缭绕的，依然是我的贫弱的祖国。我的雪片样的电报飞向她，我的厚厚的一本《人生采访》，也是为她必将获得的强盛而作。像雨点扑向大地，像信鸽飞向家乡，我在旅英七载之后，又一头扎进了她的怀抱。
我依然画我的梦。我在我的《红毛长谈》中，描绘了二十年后——一九六六年的中国，将是一片怎样的文明富裕、自由平等的乐土，我没有想到等待我的是新的“矮檐”——不，棍棒甚至将我从“矮檐”下逐出，头顶上不给我一片瓦，风雨中没有我一个巢——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我的肩上压了两百斤的大粪担。我蹒跚地踉跄地向前走去，不敢问一声这是什么地方？我变成了一只噤声的寒蝉，觅尽寒枝无处栖。至于在那幻想中的一九六六年的“乐土”到来之际，一切于我，唯剩下死亡是最美丽的**了。我生命的年轮在这时好像一条飘忽的细线，我时时想着如何用自己的牙齿咬断它。
然而，当隆福医院的大夫为我冲洗胃里的安眠药时，我的坚强而忠实的妻子低下头来，悄悄地，用了另一个国家的语言对我说：“我们要比他们活得更长久，因为我们是人！”
“人？”我几乎忘了他，但这个美好而又庄严的名词穿过黑暗进入了我的心中。死亡使生命对我变成透明。在走出噩梦的早晨，我以我的笔做拐杖，又开始了我的人生旅行。我的手有些抖，我的脚步有些颤，但我的心还能和五岁的孩子比年轻。那个曾经不被爱尔兰喜欢，最后成为自己国家——以至全世界光荣的乔伊斯屹立在我面前。几乎全世界都拥有了他那部以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的记录——《尤里西斯》。现在我和我的妻子，把这一份瑰宝，译成我们的语言献给了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我相信这是我生命年轮中镌刻下的深深的一圈，但还不是最后。我仍坚持我的梦。我对自己没有地图的旅行无怨无悔，直至终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