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儿竟然成为一个八旬老人了，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现在再下农场或干校去干活，估计肩不再能挑，锄头也抡不动了。可是精神上，我并没有老迈感。上楼梯我不喜欢别人搀扶，早晨闹钟一响，我还是腾地就爬了起来。听力视力都未大衰退，脑子似乎和以前一样清楚：对身边和身外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有反应；忽而缅怀如烟的往事，忽而冥想着未来。我有位老堂姐，她六十多岁就糊涂了，耳不再聪，眼不再明。我老是怕自己也会变得痴呆。谢天谢地，我还这么清醒着，但愿能清醒到最后一刻。
读外国文学时，我常留意他们对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比作从含苞到败谢的花。我大概还是受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的影响，总把生命看作一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则一路坎坷不平。回首这八十年我所走过的路：童年和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认识到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
人入老境，由于生理上的衰微，节奏自然就放慢了，三十岁以前，我喜欢蹦着走路。六十岁以前，我上楼梯时还经常一步上两个阶磴。如今，我不但一磴磴地上，而且还手不离扶手。尤其遇上摸黑——我住的这幢楼，过道总是漆黑一团——我就更加抓紧那扶手，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也代表一种心态：一生跟头栽够了，就怕再栽。因为知道这把年纪经不起了，万一栽了，休想再爬起来。
七十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起骤变。在阶级社会里，座上宾和阶下囚随时可以颠倒过来。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
一九七八年我曾发誓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如今，这一圈已跑了大半，离终点不会太远了。前年，重庆出版社要我就这十年的写作，编个选集。经过淘汰，竟然还剩下三十六万字。倘若加上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那三十五万字，竟然又写了七八十万字。自己翻了一下：尽管一直铭记那些告诫，我对生活还是发了言，有的未必合口径。然而我居然能安然无恙至今，证明八十年代的中国毕竟与五六十年代的还是有所不同。我庆幸自己在掌握分寸之余，还是坚持了言必由衷的原则，没写让自己事后脸红的什么。
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也许离死亡更近了，对有些——尤其物质方面，我看得淡了。春间龙应台女士来访，见到我的洗澡间，事后告诉朋友，说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这样的条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来告别，我便向她解释说，我目前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偏上的。领导曾再三表示要进一步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国情。有些人尽量住得宽是为了留给子女和孙辈。至于我的子女，在他们幼小时，我尽到了心。长大了，他们应自己闯去。我是一个人闯出来的。
人这一生，要过许多关，其中之一是子女关。我看到不少人自己廉洁正派，可轮到为子女奔职业，奔这奔那时，就什么也不顾了。
